吴俊刚:“文化革命”须慎防误区

爱琴海

吴俊刚:“文化革命”须慎防误区

吴俊刚
2014年09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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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刚专栏
政府正在推动一场罕见的“文化革命”，不是要革谁的命，而是要革一种社会观念的命。这个存在已久的观念，犹如中国封建科举时代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促使人们盲目地追逐大学文凭，甚或以为有了一纸文凭，就可以在职场上一帆风顺。当然，还有许多人由此认为，读不上大学就低人一等，因此而鄙视工艺与理工学院教育。职场上也普遍实行以学历为依据的职位要求和薪金制度。从公共部门到私人企业，都是如此。
现在，政府显然决心要“移风易俗”。种种迹象显示这是动真格的，不是说说而已。首先，政府部门已开始行动，从今年10月起，更多公共部门和机构将结合大学毕业和非大学毕业公务员的职业升迁计划，确保来自不同教育背景的公务员，都能在相同的服务计划下规划职业路径，凭各自的表现获得晋升。教育部也将探讨为大学毕业及非大学毕业的教师，设立统一的职业晋升渠道，让所有的教师凭各自的表现和潜力获得升迁和加薪。
文凭主义，其来有自。最主要的导因是会考制度，并以此作为择优的主要标准，如进优秀的中学，报读大学热门科系，获取政府奖学金等等。虽然实际操作上不是这么简单，但一般人得到的印象就是，只要读好书，在会考中登上状元榜，就能平步青云。但改变观念确实是很重要的。毕竟任何遴选过程都带有人的主观因素。比方，遴选奖学金得主时，来自名校的精英可能就会多得一点印象分。
不过，必须指出，我们的尚贤及尚能制度，基本上还是健全的。因此，不论公私领域，如今也能即时拿出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证明大学文凭并非一切。比如，有非大学生当上了校长，理工生当上了船厂经理等等。这些实际的例子，确实能够激励和鼓舞进不了大学的人，摆脱观念上的羁绊，提振积极的心态，并以“英雄不问出身”和“行行出状元”自勉，成就各自的辉煌。
革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人们的热情也有逐渐高涨的迹象，在这个时候，澄清“革命”的宗旨或许是有必要的，否则热情就很可能把人带入一些误区。首先，这场观念“革命”旨在“矫枉”，但矫枉不能过正。政府要推动改变的，是盲目追求大学文凭之风，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大学；但却不是在倡导大学无用论。中国在文革时期，就犯了要红不要专的大毛病。如果说，具备工艺或理工学院的资格就够了，政府又何必还要让一些成绩优秀的工院毕业生，有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呢？现在要做的，是在大学之外，增加更多样化的深造之路，让工院和理工学院生能精益求精，包括一面工作一面深造。
其次，另一个可能的误区，是制造形象工程。比方，中国一度非常强调GDP（国内生产总值），于是地方政府只好想方设法，制造了许多没有实际需求的形象工程，以便达标，向中央交代。随着不是大学生也能成为经理、校长、警监、议员等论说的传开，我们也应慎防类似形象工程的出现。因为，如果鼓吹过头，就可能矫枉过正，变成一种时髦，成了领导者用以证明自己的单位或部门也属前卫的“标记”。原本是要鼓励非大学生积极向上，追求卓越，反倒可能变质导致平庸，扭曲原来的任人唯贤的原则，以及对精英（贤能者）的仇视。
虽然事实上有不少工作是不必靠学位与大专文凭的，比方要当一名出色的校长、警察、记者、销售员、作家之类，一名高中生或工院生未必会在实际工作表现上输给大学生，但有些工作却不是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的非大学生所能胜任的，尤其是各个专业，如医生、律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等等。因此，对专业训练的着重和尊重还是必要的。
冷静地看，这次“革命”也可以视为对长期以来我们奉行的尚贤与尚能的做法的调准。一路来，这个制度并没有受到什么非议，直到近几年，才有人认为单单强调尚贤和尚能是不够的，可能造成鼓励强者而忽略弱者的偏差。另一个受到非议的地方，是过度重视学术成就，尤其是奖学金得主（精英），他们在公私机构里受到过度的娇宠。这可能导致另一个偏差，就是忽略实际的表现，扼杀了“非精英”应有的晋升机会。现在，两者都要加以纠正。这是恰当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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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实，制度在落实层面上出现偏差，并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为的因素，以为有亮丽学术成绩的人，工作上也必然都能有杰出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过去，第一代政治领导人在物色政治新血的时候，就曾闯入这样的误区，选了一些高学历的人，结果证明并不合适。当然，我们也有高学历兼又表现优异者。结论是，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只一味看高学历。
在职场上，工作有千种万种，但基本上可分为劳力者和劳心者两大类。有些人就适合劳力，有些人则适合劳心。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要知道一个人具备怎样的能力，也只有经过实践测试才能得到证明。所以，实际表现才是试金石，才应是奖赏的衡量标准。
最后，我们还得回到教育的本意。现代教育很着重实用性，尤其是理工教育，几乎就专注于培训技能。会考制度则着重考试，使人过度专注于考试，结果都忽略了教育最根本的使命：德育。因此，德智兼顾，培养好公民，仍应是我们的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原本是要鼓励非大学生积极向上，追求卓越，反倒可能变质导致平庸，扭曲原来的任人唯贤的原则，以及对精英（贤能者）的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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