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兴：先人后己和先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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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从兴
201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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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象窥豹
张从兴
在困难重重的建国初期，许多当年的青春年少，如今的建国一代，都是把自己的利益摆一边，把国家的利益放中间，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正是因为有他们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才有今日的新加坡。遗憾的是，这样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已经越来越稀缺。
去年7月26日，中国的《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北京导游眼中的藏族人》的文章。记得当时我在网上看到了题目，就深受吸引，一口气读完文章，深有感触，想看一下作者是谁，却不得要领，因为编辑在文末注明“本版文章均选自微信，作者信息不详”，甚是遗憾。
不管这位自称是“普通导游”的作者到底是何人，但就像他在文中所叙述的“刚刚带了一个来自西藏的纯藏民团队。在北京的旅游行程当中，他们留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一样，我读了文章之后，久久不能自已，留给我的何止是巨大的震撼，简直是一次心灵的洗涤。
限于篇幅，这篇文章的内容就不详加叙述。总之，大意就是身为汉族的作者，原本以为藏人没有什么文化，很落后，很野蛮……近距离接触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藏人很有礼貌，很有耐心，很守秩序，很敬老爱幼，很有幸福感……于是乎，“他们的言行，让身为汉族人的我，极其汗颜”。
藏人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表现，与其人生观有着莫大的关系，而这样的人生观又源于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所传递的价值观。自从藏王松赞干布先后从尼泊尔和大唐迎娶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以降，大乘佛教思想就传入西藏。经过千余年的教化，无常、无我、忍辱、慈悲等基本佛教理念，可以说是深入到了绝大多数藏人的骨髓，至今都没有多大的变化。汉人则不一样，经过百多年的西方文化洗礼，尤其是近30余年商业化大潮的冲刷，祖先传下来的儒释道传统文化精髓，差不多都忘光光了。试想，如果现在的汉人还有儒教的传承，见面时依然会作揖问安，在饭桌上依然讲究长幼有序，在待人接物时依然彬彬有礼，那位普通导游在接待纯藏民团队时，就不会那么震撼了，因为大家都差不多。
最近，冷眼旁观了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香港的占中事件，在我们的芳林公园发生的茶杯里的小风波，再来就是令许多人大跌眼镜的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以及李显龙总理警告，来届大选将会是一场极其严峻的决战等一系列事态发展后，读过那篇文章的印象又从脑海里浮现，于是再次上网读了几遍，又有了新的心得。
有一位智者在分析东西方文化差异时曾经指出，东方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分歧，在于价值观的不同。东方价值观强调群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主张先人后己；西方价值观则突出个人利益，其自由、民主、法律等都是以保护个人和自我的利益为核心，主张先己后人。我以为，这个观察还是相当敏锐的。别的不说，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犹，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四句铭“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所以传诵千古，并且被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奉为指导人生之圭臬，就足以说明问题。如果不是受到这样的价值观的影响，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又岂能在其《与妻诀别书》里写出以下的话语：“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对新加坡人来说，这样的价值观也并不陌生。在困难重重的建国初期，许多当年的青春年少，如今的建国一代，都是把自己的利益摆一边，把国家的利益放中间，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正是因为有他们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才有今日的新加坡。遗憾的是，这样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已经越来越稀缺；与其形成强烈对比的怕输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等，却越来越盛行。看到这个趋势，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如焚，呼吁当局重视道德教育者有之，自行在民间推动儿童读经活动者有之，不一而足。政府领导人也很重视，所以才会提倡甘榜精神、建国一代精神等等。
可是，这个才一尺高的“道”，面对的却是不止高一丈，而是高十丈甚至高百丈的“魔”——借着经济全球化的势头，在世界各地到处扩张的商业化浪潮及其驱动力量，即永远不能满足的欲望。这些年来，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许多国家和地区，不管愿不愿意，其社会文化、政治制度乃至传统价值等诸多领域，都发生了变化，或即将发生变化。在全球化的作用下，竞争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生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不幸福，前途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渺茫等等情况，几乎可以说是各个国家、各个社会所面对的共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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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民主政体，本来就是体现西方价值观的产物，其一人一票制就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而设计的。如果每个选民都能理性思考和投票，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机制。可惜的是，人也是感性的动物，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起作用的都是感性，而不是理性。而感性又恰好与欲望有关，所以只要人类的欲望越来越膨胀，理性就会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无法制约感性。于是乎，只要个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归咎于父母，归咎于社会，归咎于政府，其手头的选票，自然也就会成为所谓的“惩罚当权者的利器”。 难怪孔子要说“克己复礼为仁”，也难怪孟子要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更难怪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会说“在21世纪，能把世界从全球混乱或危机中解救出来的人类文明，唯有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