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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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国情
甄鹏
2015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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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政治家和学者说，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应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情。然而，这个观点似是而非、难以自圆其说。例如，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的国情千差万别，他们为何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更多，他们的国情差别更大，他们为何选择了资本主义呢？
显然，仅凭“国情决定制度”一句话无法解释。中国官方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然而，这个说法也有致命的漏洞——既然制度是由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他们当然有重新选择的权力。
国情的客观性也是一个问题。我们从各种途径了解到，朝鲜人民衷心拥戴伟大领袖金正恩。这是否是朝鲜的真实国情呢？未必。在专制政权（某些民主国家也有专制的地方）下，人民表面上的声音，很可能不是他们真实的想法。
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民素质。所谓的国民素质，主要指他们在政治、法律和文化上的素养。弗里德曼问奥巴马在外交政策上的教训，奥巴马说，经过了伊拉克、利比亚之后，他懂得了，一个国家，仅仅有民主体制是不够的，更需要有公民社会的支撑，因为最终国家如何运作，向哪里走，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所决定的。他举了突尼斯和利比亚的例子。（闾丘露薇《奥巴马懂得的外交教训》）
我赞成奥巴马的观点。我以前提出了：“像泰国、乌克兰这样的未成熟民主国家，缺的不是自由和民主，而是法治。法治内涵最难培养。上面需要依法办事的政府，下面需要建设公民社会。破解政治僵局，法治是唯一的灵丹妙药。”
去年，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认为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法治精神的培养从娃娃抓起。我深知中国的形式主义，郑重建议法律教育要和实践结合，也就是和公民教育结合。让学生积极参加学生会，切实维护自己的权利，承担自己的责任。脱离了实践的法律教育只是空谈。
公民社会的主张者和实践者，是最具有法治精神的人。建设法治国家，他们本应是政府最好的同路人。时下执政者一边鼓吹“依法治国”，一边空前地镇压公民运动。如此做法是在败坏法治的根基。中国历史上的秦朝，在推崇法家学说的同时，干着“焚书坑儒”的勾当。
奥巴马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反思。他说，推翻了萨达姆，帮助伊拉克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因为没有更长远的考虑，造成了伊拉克的内乱。这样做是解决问题，还是会产生更多问题？
《联合早报》专栏作者郑永年先生是“国情论”的积极鼓吹者。他说：“在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西方式民主很难提供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来保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营。”“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亚洲已经有很多的失败例子，反而那些有意识抵制和避免西方模式的国家，更有可能取得继续的成功。”（《亚洲思潮变化及其大趋势》）
郑先生注意到了西方民主不是万能的，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国情论是专制国家执政者把专制合法化的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我们回到奥巴马的反思，提出一个他没有想到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让伊拉克人民生活在萨达姆的独裁统治下，还是让他们经过民主的阵痛，最终自由地选择未来？
作者是中国山东大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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