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建国一代并肩战斗的日子

白白的

章良我
2015年0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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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尾，我乘地铁列车到市区去办事。走出金融区内的地铁站口，蓦然见到在转弯角落卖报摊里的男主人很眼熟，原来是我以前在船厂工作时的旧同事老陈。
20年前，我在本地西部一家船厂工作。这家船厂是在1963年4月注册建立的，当时是新加坡政府与一家日本著名公司的合资企业，正式生产在1965年全面开始。自殖民地时代起，新加坡的海事造船业，在资金和技术上，都大大倚重英国的力量。这所船厂是新加坡自己开设的第一家按商业模式运行的船厂，也是当时裕廊工业区最大的一家重工业。
1960年代是政局动荡、人事纷纭、百业待兴的时代。当时的劳动人民就像嗷嗷待哺的婴儿，等待着新生的新加坡自治政府，为他们带来养家糊口的就业机会。
早在1961年，应新加坡政府邀请，联合国工业调查委员会对新加坡经济重组做了详细的调查，并提交了报告和建议。经过周全考虑，政府决定利用其拥有的天然深海港口以及地处东南亚航运中心的优越条件，大力发展海事业。这为新加坡当时的生存，以及今后的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攻下了一个突破口。
我是在1990年代初加入这家船厂工作的。经过1980年代中期的全面经济衰退之后，新加坡造船业如同其他制造业一样面临着快速增长的挑战。此时，像船厂这类属于劳动密集型的重型工业，面对的是劳工队伍严重不足以及劳动成本高涨的制约。
在当时的船厂，工程师既是技术职位，也是管理头衔。在我所在的部门里，就有不下二三十多位同事及工友。其中多数本地华族员工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或只是受过少许华校教育，中年以上的叔伯级的长辈。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传统华人的优秀素质。也正是他们，让当时那个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的年轻的我，慢慢对新加坡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根本没有把我当成外国人来看，他们像照顾自家的弟兄儿女一样关心我。尽管在工作上，我是上级，他们服从我的指挥；他们尊重我，却不是完全出于级别的高低，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读过书的人，一个有文化的人。
更难得的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能给我讲一些口头相传关于新加坡过去的故事。记得有一位姓林的工友，就曾经回忆起他在当学生时，曾经经历过与殖民地政府斗争的往事，还说到有不少同学在小小年纪就被驱离新加坡。在了解了他们的身世之后，我对眼前这些俯首听命的工友，在年轻时曾经拥有的那番激情，不免感到惊讶。
70来岁的老陈，外表与20年前并没有多大变化，而已跻身大叔级的我却让老陈琢磨了好一会儿，才回想起对我当初的记忆。听老陈一席话后才了解到，他是在后来船厂裁员计划下被迫告老回家的。辗转几年后，为了继续工作，他就在金融区里当报贩。
他们那一代人，许多都是靠船厂赚取的一份薪水养活了一家人。其中，不少人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事业有成。我曾经聆听过本地“黄丝带计划”发起人Jason Wong的感人报告，他的父亲早年也在船厂工作，辛苦的劳作和不良的工作环境，使得老人在晚年得了肺病而过世。他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只有他自己能够升入海外大学接受深造，为此他对父亲特别怀念。
老陈说，尽管政府照顾他们这一代人，给了他们“建国一代”的优惠配套，但是为了经济上不拖累儿女，老两口还是周日每天一大早就赶往报馆取报，然后再到市区的报摊来卖报。
在迎接岛国独立50周年的岁月里，真心祝愿狮城的“建国一代”的老人们，能老有所养，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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