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时代洪流

ezzy

严孟达
201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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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
学生占领运动折磨了香港人52天之后，终于在民怨沸腾声中进入当局“清除障碍”的阶段。整个社会和经济所蒙受的损失恐怕无法算得清楚，不少家庭、朋友与朋友之间在这场民主抗争中所出现的分裂，也许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日子才能弥合，而特区对中国的重要性原本已经在下降中，经过这次的学生运动之后，香港更不再是大陆的宠儿。今天曾经参与占领运动的学生在20年后回头看时，对这段历史会作怎样的论述，是豪气犹存，还是悔不当初？
近日听一个常来往新加坡和中国公干的朋友反映一位中国商人对香港学生占领运动的看法，说学生本来就血气方刚，满肚子激情，投入时代洪流是理所当然的，怪不得，但四五十岁的人也参与占领街头，则是脑子有问题。
学生仔凭一股激情向前冲，成亦英雄，败亦英雄。带头搞起学生占领运动的那三位都已几十岁的大人（所谓的“占中三子”）肯定不会承认失败，因为将来只要能够证明这次的学生抗争对香港今后的民主进程起着长远的影响，则今日香港学生的抗争便是成功的。
一个多月前，香港小伙子黄之锋还是个无名小卒，占领运动的高峰期间被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捧上了封面。醒目标题：“The Face Of Protest（抗争的脸孔）”，小题是：“少年Joshua Wong（黄之峰）和香港的年轻人站出来争取民主，他们能够胜利吗？”香港学生运动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震荡。
占领运动中闹得最激进的都是一群稚气未脱的“抗争的脸孔”，这也许是港府和北京中央政府始料不及的。
17年前的1997年，当香港回归中国时，今年18岁黄之锋那时不过1岁大，他这一代的中学生是在后殖民时代长大的，对英殖民统治缺乏记忆。在殖民地时期，港人从未想过要争取普选，为何现在却来要求更大的民主？这样的问题对抗争的学生来说完全没有意义。
香港中学生民主抗争，说是学生运动、雨伞革命、颜色革命都好，都标志着学生往往是争取时代政治改革的急先锋。从清末的“公车上书”（1895年康有为率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五四运动（1919年北京的学生运动）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学生的激情与理想是他们走上街头的最主要动力。
今天我们站在独立50周年的时间点看香港学生运动，别有一番滋味，似乎可以看到新加坡在建国前的一段轰轰烈烈的反殖民斗争，当年在政治上最先觉醒的一群不也正是血气方刚，满肚子激情的中学生？那个时期的新加坡（以及马来半岛）年轻人比今天的香港学生仔更有走上街头抗争的理由。
学生被卷入时代洪流
上世纪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是热火朝天的大时代。当时的客观环境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大陆政权之后，也热衷于向东南亚输出红色革命。主观因素是，新加坡当时（以及当时的马来亚半岛）的“进步青年”基本上都是满怀推翻殖民统治的激情。当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进步力量两相结合，形成一股强烈的政治浪潮，企图在新马建立共产主义政权，马共因此成为新加坡建国前后政治上的可畏力量。在主动或是被动地卷入这股时代洪流的十多岁中学生当中，或因逃避而转入地下、或被拘捕、或被驱逐回中国，中断学业自不在话下。
《联合早报》记者洪奕婷在“他们的非凡”（26.10.2014想法版）一文中，看建国前后的那一段历史时有这么一段话：“……不少细节的各执一词，仿佛是一场罗生门，以致事实愈发显得模糊……但重新理解这段波谲云诡时代的意义，除了丰富了对历史的思辨，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更是从中了解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为何非凡。”这是一个“80后”的新加坡年轻人的看法，年轻一代对建国历史作深入的思辨是值得鼓励的。
在论述上存有争议的历史事件也许具有“罗生门”的戏剧性，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对官方来说并非“罗生门”，更非历史悬案。
在国家图书馆为李光耀1961年电台广播十二讲《争取合并的斗争》一书再版而办的特展上，我被一本“非主流论述”的书本所吸引而向图书馆借来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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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砥柱止中流——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传奇人物》（下面简称《砥柱》），由香港的足印出版社在2013年1月出版。里面所收集的几位“星抗盟”（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是马共星洲市委会领导的一个地下外围组织）成员的文章，追忆许多当年领军人物的英勇事迹。书中的几位作者和书中所提到的许多人物的名字，对我这个“50后”来说也是相当陌生的。 《砥柱》对“星抗盟”的内部组织和活动有不少揭露，40年代末华中一批抗英意识高涨的中学生如何找“组织”，如何被“组织”联系上，如何走上与英殖民政府作生死斗争的不归路，其中不乏细节的描述。如周光写华中抗英同盟小组这一章里的第一手资料显示，在1948 年6月英殖民政府宣布“紧急法令”之前，华中已有一些马共地下党员，“紧急法令”宣布之后，抗英同盟仍在华中校园内秘密吸收盟员（见第31页）；如张泰永写卢业勋的这一章里说，1951年8月，英殖民当局派警察和特务到华中校园抓一批初三学生，而林清祥已在前一晚在家中被捕，关了一个星期后被释放，年底参加中学会考罢考，他（林清祥）与一批同学被学校开除，之后接受组织的意见，全身投入工运和宪制斗争中。（见第61至64页）。书中有不少这类当事人事隔多年后才“不怕讲”的大小事迹。 主流与非主流论述可互补和印证 1954年爆发了五一三事件，华中和中正学生等上千人为了抗议英政府实施国民服役而在福康宁山公园集合，准备向英总督提呈请愿书结果遭受暴力镇压，造成数百男女学生被殴打，数十人受伤，数十名学生被逮捕。 最近网上针对这起事件是否有马共牵涉在内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砥柱》一书的其中一位作者钟华所写的“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历史初探”一章的说法值得参考，文中说当时的华校中学生反对国民服役法令的斗争，在“学委”（马共星洲市委会属下）书记黄明强和委员詹忠谦等人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在各华校的“星抗盟”成员“逐步地在广大的青年学生中间进行酝酿和展开”（见第16页）。 历史人物的回忆即使不完全准确，但还是能给今日学界提供不少做学问的宝贵材料。其实，现在所谓的非主流论述和主流论述不完全是矛盾的，在许多事件上是可以互相补充和印证。矛盾则在于前马共成员要突出他们当年抗英的英勇形象，官方却不以为然。 时间使我们对曾经影响我们生死大事的过去产生更大的距离感，让我们因此有更大的论述空间去回顾历史。在今天重视建国历史的主旋律下，政府计划为那些与共产主义者抗争的人士设立纪念标记（并将在麦唐纳大厦对面竖立纪念碑，悼念马印对抗（Konfrontasi）时期暴力冲突的受害者），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可视为政府针对非主流论述企图修正一些基本历史事实而作出的回应。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今天我们站在独立50周年的时间点看香港学生运动，别有一番滋味，似乎可以看到新加坡在建国前的一段轰轰烈烈的反殖民斗争，当年在政治上最先觉醒的一群不也正是血气方刚，满肚子激情的中学生？那个时期的新加坡（以及马来半岛）年轻人比今天的香港学生仔更有走上街头抗争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