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社会问思者该如何问思？

语境之外

    关键词：社会问思者  本体承诺  必一性存在  物自体  ‘善人与物’ ‘持物达仁’

    一谈到问思，人们通常有种错觉：以为在‘我’之前的存在，是作为意识的对象性存在。于是全部存在皆成为认识和语言的研究对象，除此无外。同样，‘人类社会’之前的存在，是借助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方才可以揭明的存在。于是全部存在又都成为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对象，除此别无它途。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只是把存在视为与我不同的他物，和可供人们厘定、分析的对象，而不是作为与人类共处同一发展本体、彼此可以相融互构的对象存在，更未把它（存在）作为延展人类生命活动的社会证物。以致人们将这类对象存在指称为‘物自体’，和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和宇宙。如此一来，哲学就成为智慧同知识结盟的产物。哲学家所言说的本体，不过是理论诉说中一个先在前提：一个满足理性论说的本体承偌。

    殊不知，无论是物自体或是自然-宇宙，人类对它们的了解、认知，均不能离开人类社会。不仅如此，这种了解和认知，必将整合于人与自然连续一道的发展本体之中。这是由世界作为延展人类生命活动的社会历史证物这一发展现实来决定的。

    乃至人类变换自然的历史活动因此绵延不断。乃至人类社会总能以其特定的发展方式，将自然-宇宙-人类社会和生生个体一同纳入为我客观化的属人范畴（纳入人类社会本体）。乃至我们的感知经验、认识常识、生命感悟、市场运作、类群行为、实践文化，都将通过这一属人范畴把人类社会建构成为：全部事物和对象均可以从中相互呼应的动态理论结构，任何类群和个体均可以从中进行文化预设的生命纽带与知域构成。

    用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话说，“是以外便无非是，存在之为存在者必一，这就不会有不存在者存在”。人类社会便属于这种“是以外便无非是”的“必一”性存在。而人们在理论中所诉说、所承诺的那种本体，却不属于这种“必一”性存在。

    根据巴门尼德的说法，本体的确证需要满足如下条件： 作为‘是’的‘存在’，永远是‘必一性的存在’；‘是’总是被‘必一性的存在’来肯定着。也就是说，无论自然-宇宙的外延有多大，哪怕早在人类社会之前就已存在了。它们都是在人之为人的社会本体中（类群本体中）——被‘是者’所划分的‘存在’，是在它们对于人类社会昭示的属人关系中有序揭明的存在。换言之，被‘是者’所划分的‘存在’，均是在人类社会这个类属于人的发展本体中来获得认知前提和理念内涵的。

    然而这还不够。还需附加一个必要条件，那便是：确证这种‘必一性存在’为‘是’的逻辑过程，必须遵循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社会方式。

    具体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类社会，总是通过血缘家庭、同类个体、社会团体、企业实体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予物’关系——维系生命、形成组织、传导能量、掣肘行为、转达信息——来构成。因此，能否做到‘善人予物’，‘持物达仁’是维系市场经济良性运作的第一要件，也是提高市场信用的重要标志。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抑或生命独立且又相互类属的同类个体之间，乃至社会独立且又通过全球经济生活把所有民族国家相融一起的类属文化单元之间，总要在彼此相互予物的社会关系中构成德行、释放善意，总要在持物达仁的人类理性中相互类属。这就要求所有民族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中，着意发掘把自身以类属的物化功能与类属价值。

    遗憾的是，这一点不仅为当今自由市场经济所缺乏，更为当下正统哲学所不屑。因为这里所描述的事物，“不是我们的创作/设计的作品, 而仅仅是我们的认识对象, 因此我们总是在逻辑上后于对象并且在存在论上受制于对象”（赵汀阳：《先验论证》）。

    显然，这里‘善人予物’的关系，不再是个人心意以内的关系，而是寄宿在他们/它们类群文化本体之中彼此心意相通、生命相融的物质社会关系；‘持物达仁’的理性约定，也不是凌驾在自我和他者关系之上的某种外在强加，而是寄宿在他们/它们类群文化本体之中，把类群个体与所有文化类群相互类属的社会生命约定。特别强调的是，这种‘物质社会关系’只能在人们投身市场化运作的社会主体性关系中来达成，这种‘社会生命约定’只能在类群文化整体的实践文化中去建构。

    尽管，人们在互为对象的市场-文化运作中——善人所予之物、持物达仁之理，仍属个体心意以外的对象之物。但在此时，却已然通过类群文化整体之间的市场化运作，演变成烙印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之物，媾和着各种属人关系与文化印记的生命公约之物。当然，它也是赵汀阳所说：“凡是不能做的，就不能说”的对象之物。又仿佛是说，理性中的认知性存在——在它作为思想者创作/设计的作品意义上，是无法和自己同类、更无法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相融为一；对象存在（在逻辑上）可能是‘必一性’存在，但不能在事实上成为属人存在。

    事实上的属人存在，总是与思者的逻辑理性相佐。在以民族国家-类群文化作为完整社会机体的运行单元内（社会构造内），在不同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中，善人者必须‘予物’，持物者必须‘达仁’。道理很简单，在这里根本没有能够说动每一思维个体的逻辑理性和本体承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世界怕是在没有任何希望，人的理性怕是永远找不到精神家园！因此，善人予物、持物达仁应当是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违逆的人伦底线和原则。乃至当下世界的社会问思者，必须从适合自己类群文化整体协同发展的角度出发，遵循这个底线和原则。惟其如此，才能在他们凸显自身社会主体性关系的本体承诺中做到‘是者’为‘是’（被‘是者’历史划分的存在）、仁者为人（类群个体同自己族类相互类属之人）。

    因此，从根本上说，人的心意以内与人伦约定，说得不只是寄宿在单一个体的那颗心 、那个人，而是通过生命个体投身其中的生产生活、市场运作、相互类属、人-我互动等实践文化，方才起搏的那些心、那群人。没有如此贯通的社会感悟与生命觉察，个体便不会拥有应然在自己文化类群之中的心意属性，个人也无法履行建构在市场化运作中的人伦约定。这样的个体，只能是失去了类群文化机体作为其特化行为约定和社会生命支撑的单子式个体。换言之，当着类群个体总是通过自己文化类群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社会协同方式和社会主体性关系——关注着自己及其同类的社会命运，由此启动的那颗心，已然在相当程度上起搏着类-我合一之心；由此划分的那类人，已然在他们社会自组织机制的结构关系中变成为物-我相关之人。

    ‘类-我合一之心’确定着类群个体的文化心性和社会禀赋，‘物-我相关之人’决定着类群个体的社会选择与生命发展。不仅如此，人的确证在类我合一关系中的那颗心，必然拥有开放向度的心意属性，必定是充满文化想象与社会创造力的应然之心。那也是构筑人类精神、阐释心灵奥秘的绝佳场所。同样，当类群个体把自身定位在物-我相关、人伦互构的多个发展向度的生命维度，类群个体的社会选择与生命建构，也会带有被这种相关性、互构性所赋予的整体协同特征。无疑，这种相关与互构完全是在类属于人的存在关系中来达成，它只在人与自然构成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变换关系上，对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类群文化整体构成结构性、功能性、体制性和文化性的实践约束，重来不束缚类群个体生命创造的无尽自由。

    因此，当着社会问思者始终都从人类社会这个存在本体内在发展需要出发；当着问思者所划分的存在，直接就是被这个本体中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所划分的属人存在。那些被人们称之为‘是’的所有对象‘存在’，便在这个本体中具有了‘善人予物’的社会功能，‘持物达仁’的自然属性。人的意识之伟大和人类精神之神圣，恰是在社会本体的这种社会功能和自然属性中历史凸显的。

    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的思想仅仅产生于理性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社会问思者，从自身社会定位在全球经济生活这个存在本体中的内在发展需要出发，他便不会看到运行在这个存在本体中‘善人予物’的社会功能、‘持物达仁’的自然属性。他便无法言说寄宿在自己文化类群的‘心意以内’和‘人伦约定’，更无法按照这种话语方式——言说当下和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哲学。

    真正的社会问思者，是不会向人刻意宣讲什么主义、什么真理、什么普世价值。 因为这些东东，相较丰富多样的社会变革，显得过于呆板和教条。人们倘若听信这些舆论的宣传鼓噪，不仅不会得利于人、造福于社会，甚至还会重复我们前辈从前犯过的同样过错！真若如此，还要我们这些问思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问思干嘛？

    真正的社会问思者，必须站在当下历史的高度，在所有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中，为改变人类的命运提供全部发生学的存在条件，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创造多元文化预设的生活基础。毋庸置疑，倘若不具备这两样东西，不论他把自己的思想装扮的多么诱人、伟岸，在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均无法发现任何思维理性落实其中的可能与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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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之前的存在，是作为意识的对象性存在；在‘人类社会’之前的存在，是借助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方才可以揭明的存在。哲学把它们统称为对象性存在。说到底，这时的哲学是把存在视为与我不同、与它物相殊的存在，是人们可以比较、分析并用概念厘定的认知性存在。

    而这里谈论的哲学，则是把这所有的存在作为与人类共处同一发展本体、彼此可以相融互构的对象存在。

    前一种情况（哲学），它的认知原点是认识者本身，认知方式是以概念为先导；后一种情况（哲学），它的认知原点则是与人类共处同一发展本体、彼此可以相融互构的对象存在，认知方式是以人类变革实践为先导。

    以不同认知原点看世界，就构成两种看待世界的观念方式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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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设问的方式提出了社会问思者如何问思。也是我对《人类观念方式的变革与哲思主体的改变》一文中原有观点的进一步拓展与补充。意在说明这种历史改变的逻辑途径。这个途径显然不同于以往概念思维的方式，而是把人类变换自然的基本社会方式——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介入其中。

    这样，不仅将个体的概念思维同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实践文化历史地统一起来，还确定了当下时代推动哲学发展的哲思主体：

    它不只是理性思维的人类个体，且是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所有民族国家和类群文化整体！毋庸置疑，能够真正改变历史进程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以市场-文化运作方式（实践文化方式）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所有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类群——它们/他们才是改变人类命运的真正主体！所谓实践文化，就是这些主体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改变自己历史命运的市场-文化运作中所创造的发展性文化。人类哲学，就是在这种发展性文化中所孕育的消解人类以往文化差异、寻求人类共同发展的哲学。

    就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而言，人类变换自然的基本社会方式就是所有民族国家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抓住了这一点，就历史地抓住了改变人类观念方式的逻辑线索。

    为此，文中指出：‘善人予物’，‘持物达仁’是维系市场经济良性运作的第一要件，也是提高市场信用的重要标志。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人与人之间总要在相互予物的社会关系中构成德行、释放善意，总要在持物达仁的人类理性中相互类属。这就要求所有民族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中，着意发掘把自身以类属的物化功能与人伦价值。这一点正是以往自由市场经济所缺乏的。

    不仅如此，在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把自身以类属的实践文化中，不仅发掘了各种为我所用的物化功能和人伦价值，亦为哲思主体驾驭这一历史进程的基本该概念，提供了相应的文化内涵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人类理性和哲学正是经由所有文化类群把自己社会生命驻留其中、感受其中、反馈其中、发展其中方才从中鲜活地凸显出来！

    这样，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往哲学在原有的认知原点和概念上过多的意识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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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问思者所运用的概念，不同于思维个体习惯运用的概念。


    思维个体用来问思世界的概念，是物-我相殊的理性概念。社会问思者所启用的概念，完全架构在所有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基础之上，这是一组物-我相融、文化互构、整体相依的发展性概念。


    理性概念，通常依托思者的社会理性来运行，并借助语言逻辑来支撑；发展性概念，则通过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参与其中的实践文化来运行，并以他们涉身其中的社会生命状况来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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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的意识、行为和精神只被教育、政治、媒体、宣传所统辖；当人们的意识、行为和精神尚未在实际缔结人们生产生活的物本关系中得到适合个人和社会同步发展意义上的科学构造与理性延伸，社会的盲从、理性的盲从、乃至个人社会追求的盲就变得不可避免！更使人的全部发展，从根本上丧失了社会基础与价值支撑。

    换言之，当着我们培植人类意识、行为和精神的社会方式还存在漏洞，当着社会构造业已把人的全部存在关系媾和其中，而我们的认知理性却还滞留在个体思维的认知原点上，这个时候的‘我思故我’在还有资格去陈述——对人类施以终极关怀的哲学吗？

    这种情况下，人的自我意识自有其社会释放的正常渠道：在权利阶层——官本位复活、权利意识当道、潜规则盛行、贪污腐败不可避免；在民众阶层，道德界限混乱、社会积怨深重，唯上、唯官、唯权、唯钱成为摆脱命运的根本出路。它使人们的思维理性，一开始就陷入歪门邪道、奇门遁甲，黑社会、非理性、从众意识、绝对自我、大帮哄比比皆是。


    一个不可规避的问题是：人们的问思，无瑕关注思维理性之外的问题——人的发展是否缺少必要的社会基础与价值支撑？也不愿意探究如何构造这样的社会基础，如何建构这样的文化支撑？很显然，这些都是处在发展之域的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人类命运问题，人们宁愿倾注身心——去关注个人意识的理性之域！在他们的价值视野内，只有认知理性才是解决社会发展的根本之途。这就把决定人类命运的最为根本的存在因素——类群文化整体的协同发展和他们/它们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实践文化）——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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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问思总是追索到人和世界的关系上。正因如此，历史与现实之间总会有它不可更移的结合之点。换句话说，就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类群文化整体才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真正主体。古今中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涌现的那些伟人、大家、仁人志士，无不谙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与内在规律。


    遗憾的是，人们只记住了他们所做之事、所说之话、所存之想，只是把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东西单个地截取出来，成为智慧之源、存在之本，亦成为后人诉诸理性的分析的对象，乃至把全部功劳归于人的智慧之域（并供后人效法）——却把他们生命铺展在那一历史的鲜活状况全然丢失！殊不知，文化类群及其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发展走向——才是维系英雄本色、彰显其智慧和历史伟业的真正源泉。来在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下世界，与历史-现实-未来保有多重价值相联系的科学、技术、知识、经济、文化、市场网络、区域集团，和运行其中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依然为当今社会的类群文化整体发展提供着社会可能、铺陈着历史通道。


    然而，我们的智慧对此究竟运用了多少？我们的观念是否适合这一时代要求？我们关于社会的发展理念是否植根于这样的现实基础？我们的文化践行是否谙合时代的运行方式？这些都是社会问思者（特别是当代哲人）必须回答的。


    然而今天的问思者，依然滞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智慧当中。他们最先分享着现代化的各种成果，最先把自己社会阶层的利益和相关知识维系在一个牢不可破的运行机制与发展语境当中。却很少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知识，业已存在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与未来相联系的潜在市场——以其适合人类生存的基本社会方式，结构在自己文化类群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主体性关系之中 ，渗透在人类社会发展有序的运行机制之上。


    人们天真地以为：超凡脱俗的个人创造与想象，可以同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类群文化分开；不受任何掌控的个人欲望和需求、无所约归的民主和自由，可以同人类社会的基本运行方式分开；人的思维理性、社会的健康成长，可以同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实践文化分开；以往所有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可以同当下和未来人类命运截然分开。殊不知，后面这些——被人的理性极力抛弃的东西，才是构筑人类智慧的生命源泉与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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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引用原圣一先生的发言：
   

    “一谈到问思，人们通常有种错觉：以为在‘我’之前的存在，是作为意识的对象性存在。于是全部存在皆成为认识和语言的研究对象，除此无外。同样，‘人类社会’之前的存在，是借助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方才可以揭明的存在。于是全部存在又都成为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对象，除此别无它途。”

     这段话作为全文前提，非常重要。但是我不得不说，楼主说的不是客观情形。人类社会之前的存在，就仅仅是借助科学的么？康德探讨过世界的起源，黑格尔说世界的本源，难道这些都不是思维的么？楼主对这些应该多加关注，然后再下结论。

    这一段的确重要。不过它是作为人们通常的意识错觉来提出的。按照这种错觉（如此一来），哲学就成为智慧同知识结盟的产物。哲学所言说的本体，就成为哲学家理论诉说中所建立的那种本体承偌。

    殊不知，无论是物自体或是自然-宇宙，人类对它们的了解、认知，均不能离开人类社会。不仅如此，这种了解和认知，必将整合于人与自然连续一道的发展本体之中。这是由世界作为延展人类生命活动的社会历史证物这一发展现实来决定的。

    当我们确证了这样的逻辑始点（由此出发），人的社会问思便可从中引申出三个逻辑推论和前提。亦即后文运用三个排比（三个乃至）所得出的如下见解：

    乃至人类变换自然的历史活动因此绵延不断。

    乃至人类社会总能以其特定的发展方式，将自然-宇宙-人类社会和生生个体一同纳入为我客观化的属人范畴（纳入人类社会本体）。

    乃至我们的感知经验、认识常识、生命感悟、市场运作、类群行为、实践文化，都将通过这一属人范畴把人类社会建构成为：全部事物和对象均可以从中相互呼应的动态理论结构，任何类群和个体均可以从中进行文化预设的生命纽带与知域构成。

    有了这样的逻辑推论和存在前提，社会问思者的问思——不再是从个体认知的逻辑理性出发，而始终是从社会本体内在发展的结构性需要出发；问思者所面对的存在——也不再是思维所面对的对象存在，而直接成为被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所划分的属人存在。因此，在这个基础上谈论‘善人予物’、‘持物达仁’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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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发展与问思

    当人类的生产生活对各种技术有需要；当市场营销、运作和竞争对科学技术有需求；当生存环境遭受破坏；当可利用的资源愈发有限；当人类的生存发展、社会和谐被无序竞争给扰乱；当人类开始在人与自然的宏观大尺度上追求平衡有序和可持续性发展。。。。科学进步就成为社会第一需要。但这并不等于说科学就是万物的尺度。

    在下以为，当人类把最能彰显自己生命伟力的价值内涵，和满足这种社会需要的功能式样指涉到（物化到）某一对象（存在）之上，人们便把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适合到特定对象之上的自然尺度以科学的形式来把握。换个角度说，全部科学最终都将以它类属于人的价值样式和社会功能回归到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同自然的具体结合关系之上。因此，若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全部科学统统成为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社会证物：成为把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同自然相互一道的所有方面交融一起的人类科学。

    与之相对应，把握这类科学运行机制的就不再限于人的大脑机能，而是包括了运行人类思维的大脑机能，维系类群文化整体生产生活的社会机能，保障全球经济生活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文化运作机能，和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整体协同机能。这里，运行人类思维的大脑机能是个体的，维系类群文化整体生产生活状况的机能是社会的，保障全球经济生活可持续发展的运作机能是市场和文化的，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机能是整体协同的。

    智慧哲学对世界的把握，大都通过文化习俗、历史传承、社会教育、思想传播、各种传媒来实现——藉此激发人的生命潜质、启动人的大脑机能。因而更加注重“思维工具”的社会使用。而实践文化，则把这四种机能（大脑机能、社会机能、市场-文化运作机能、整体协同机能），结构在人和自然具体结合关系的不同层面之上，从而将其视为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同一机能。

    毋庸置疑，实践文化是以不同的类群个体、类群文化整体，并通过他们/它们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而将人和自然具体结合的关系有机整合起来，成为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共同文化。参与在这个文化中的所有社会主体只遵循一个原则，那便是在他们/它们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实践地、理论地把自身以类属！

    有人说规律是客观的，也是上帝意旨的。我却认为，类群个体是全部规律的发现者，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则是参透客观规律的载体和证物。具体说，类群个体只有在把民族国家-文化类群作为其倾诉思维理性的精神载体和逻辑对象时，方才在他们从中汲取某种普遍价值的意识活动中发现真理；全部规律都是根据他们/它们把自身以类属的生命欲求、文化预设及其实践文化共同昭示的。因此不难推断：不同类群个体及其类群文化整体对自身历史命运的文化自觉与实践把握，才是规律从出于上帝的人化根源；上帝就是它自身！

    问思总是以探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目的。就是说，客观规律以怎样的存在路径、发展方式来呈现，问思者就要以怎样的出场路径、观念方式来运行。

    所以。我们既要廓清不同科学类属于人的不同机能与层次（大脑机能？社会机能？市场-文化运作机能？整体协同机能？），以区分科学的类别和性质；又要探究这类科学社会发生的条件与前提，使科学的存在和发展真正成为人们把自身以类属的内在需要和社会表征。这里特别强调科学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性、自然性与为我客观化的属人性。它反对一味突破人伦底线，反对打破社会和自然的协同发展与平衡，更加反对以科学的名义超越以往发展历史、取代人类传统文化。

    用某一强势发展的科学对抗类属于人的其他科学，这种做法本身就不科学！ 社会问思者如何问思，就是要从人类整体和谐发展的角度探究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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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问思总要追索到人和世界的具体结合关系之上。然而，后人却地把前人对这种结合关系的把握——概括（抽象）为某种人类智慧的结晶，从而把人和世界具体结合关系的进程及其特殊性智慧地丢掉了。

    人类社会，总是在它已然存在的那种特殊性——被生逢此时的个人意识所认知、被困惑于此的广大民众所觉悟、被那一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社会矛盾所利导，方才将过去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真正致力于摆脱社会危难、求索真理、关注民族命运和人类未来者，其理性之思，必将放在对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建构上、对现有社会矛盾的积极化解上，对民众生存环境的社会改造上、对人们迎接新的社会意识的实践唤醒上。

    欲做到这一点，只凭个人的理性判定、社会觉醒、民主政治、思想自由是无能为力的。它必须调动与当下社会基本运行方式相适合的全部社会手段。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推动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社会历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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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上来——重新咀嚼主贴，更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