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全文

爱琴海

(演播室。　学者谈当代知识分之问题。　)

    远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这种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或者传统与理想的矛盾，首先感觉到的恐怕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首先发现传统的弊端，但是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寻求冲破传统的出路，但是他们往往有缺乏这中勇气，所以说他们总是最先感觉到心灵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借助于环境的压力强迫人们去接受新生活，也忍著痛苦去创造新生活。为此，我用这样三句话加以归结：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实现这希望要靠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或许能因此而变得伟大。　

    比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在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与冲动，都不可低估。　
    我们也看到，即使在以往极为森严，庄重的高级政治场合，也终于泛起了蔚蓝色的透明度。中国的大众传播，第一次处在较为中立的立场，担当了决策上层与人民群众之间相互对话的媒介。　

    然而，要使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东方人真正懂得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并不容易。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为总统。蒋介石先生为此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三年后的一个晚上，蒋介石的夫人也是特使宋美龄，在白宫同罗斯福夫妇共进晚餐时，谈起美国工人罢工的事情。罗斯福问宋美龄，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使席间所有的美国人惊讶不止。罗斯福夫人事后说：“宋美龄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随意性。　

爱琴海

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学性。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　
    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全文完）

爱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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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的文学生涯并不长

　　1983年，《人民文学》第八期上发表了他描写龙门佛雕研究人员的报告文学《东方佛雕》。一发表就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开始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那些帮他迈开第一步的革命老前辈（包括他父亲），热切地希望他循着健康的路子走下去。而另一些人却不然。苏晓康后来还写了几篇报告文学，他们认为这都是“歌颂主题”的一些“应景之作”，不能代表真正的苏晓康。于是，用苏晓康自己的说法，从此以后，他就专拣有轰动效应的写了。苏晓康的作品多数以揭示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为主旨，这自然无可非议，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这个词儿苏晓康等人大概早就不能接受了），用什么观点、态度和方法去采访和写作。在这些大的方面不出格时，苏也能写出好的作品，如《神圣忧思录》。就是在争议颇多、与事实有不少出入的《洪荒启示录》中，我们一方面看出了他日后走入歧途的端倪，同时也感到了他对人民的挚爱之情。
　　这是一篇描写1989年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灾情和救灾工作的报告文学作品。文章中多次不点名的点了“省委上峰”。按理说，即便这位“上峰”做得全不对，如果是一位严肃的记者，也应当向“上峰”本人及众多的当事人核对一下事实吧？！很遗憾，没有。这不仅仅是采访作风不正，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作者本人认识上的偏颇甚至是错误，反映了作者的不满和对立情绪。
　　稿件发表后，河南省委、省纪委、省委宣传部以及省里的负责同志，多次向中央有关部门说明情况，说苏这篇文章将驻马店灾情和救灾工作“描写得一团漆黑”，说干部“或说假话，或邀功请赏，或横行霸道，或发灾难财”。并且把1984年的自然灾害同1938年至1942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旱蝗汤”混为一谈，既不恰当，也与驻马店地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报告还指出，这样的作品不但不能起到鼓舞群众抗灾自救的作用，而且恰恰适得其反。
　　我现在一再阅读河南省委和那位被苏晓康攻击为“昏昏然”的省委负责同志向中央的报告，我发现语气是平和的，他们指出苏文中一些不实之处，但对他本人仍是爱护的，既没有打击报复，也没有扣帽子。如果这时候，苏晓康能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些意见，包括老父亲的忠告，也许他今后的创作路子会是另一种样子。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在文艺界，这时叫好声迭起。其中有些人最欣赏的，恰恰是苏文中骂共产党，丑化党的干部的那些章节。什么“这些官匿灾无计，救灾乏术”啊，什么“上上下下的班子都在新老交接，要下的心里不舒坦，要上的情况摸不准，都把遭了水灾手中无粮的百姓给忘了”。等等、等等。某些也许苏晓康在写作时尚属膝俄的东西，一经这些评论家的“点化”，便更清楚了。
　　请看：不是有人‘启发”苏晓康吗？你写的那些东西惹了不少麻烦，怎么才能弄出那种稍微保险一点又不失尖锐、绕开敏感点又能擦个“边球”、谈来叫人吃惊又没“辫子”可抓的佳作呢？于是他想到了联邦德国的报告文学作家瓦尔拉夫和我国的鲁迅。他说，“同瓦尔拉夫选择的题材相比，我们的报告文学的那种‘尖锐性、深刻性、广泛性’，便相形见拙得近乎可怜了”。“我们只有望瓦尔拉夫之项背”。苏晓康又怎么会想起鲁迅呢？他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这一段话：“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去写自己以外的谁，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
　　原来如此！苏晓康接着又说：“先生此处虽然说的是作小说，但对照瓦尔拉夫的机智和巧妙，便让我觉得同样适用于报告文学某些忌讳的、容易惹麻烦的题材。”“鲁迅和瓦尔拉夫都是这方面的大师。”
　　这里，苏晓康不仅混淆了资产阶级专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和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质的区别，而且要用鲁迅先生和瓦尔拉夫等对付反动统治者的文字钳制的办法来对待我国有关的领导和部门了。
　　果然，他在下一篇《自由备忘录》里，虽然主要引用的仍是《洪荒永示录》中的那些材料，却“隐去人名、地名乃至采取种种让人难以对号入座、穿凿附会的办法”。他认为这样“似乎更高明一些”，不但“无损于报告文学的毫毛而只会增强它的效果的”。
　　这种“苦”心立刻引起有心人的注意。有人评论道：《自由备忘录》是《洪荒启示录》的深化，是它的续篇，是“从更高层反思中国政治体制缺陷的作品”。赞扬这是在1987年的“社会生活频繁波动”（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者注）中仅有的一篇作品。
　　同年底，苏晓康又写了剖析我国精神病人问题的报告文学《活狱》。对这篇作品的失误，有的评论家认为是苏晓康错误地借用了西方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来作为自己的解剖刀。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名为“活狱”，实际上是“心狱”，它的指向仍然是我国的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请看看那一个个精神病患者的发病起因！请看看“代结语”里的最后这段话：“……我们东方人有西方颇为羡慕的修心养性之道，……有似乎非常合理的人际关系的设计，但实际上我们的心灵几乎都被扭曲过，我们的‘窝里斗’十分盛行，我们社会里的‘疯子’何其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个人怎样才能不使他的心灵成为他自己的牢狱？——
　　其实苏晓康并非不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人性的扭曲更其厉害。他是有意识地采用了这种写法的。为什么？有一位评论家说，他已经注意到，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基本主题，从刘宾雁到苏晓康，“具有某种承传性”，“尽管刘宾雁和苏晓康属于两代知识分子，……但在反封建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同时感到了封建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处处飘荡，所以才执著地在自己的报告文学中高扬民主的大旗……”。这位评论家又说，“当刘宾雁被迫放下自己的笔之后，苏晓康受到人们的注意，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虽然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内在精神上与刘宾雁相同，但苏晓康毕竟又避免了一些容易引起麻烦的具体事情。在这一类作品中，刘宾雁和苏晓康的区别是：刘宾雁喜欢将自己的思考与激愤集中溶注于一个具体的典型事件或人物身上，而苏晓康则善于通过对非典型事件的集中处理来达到与刘宾雁同样的目的，这是面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被迫选择”。
　　我想这位评论家说得够坦白的了！他也承认被苏晓康“集中处理”的并非典型事件，而所谓“被迫选择”则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方式！在《河殇》和《“乌托邦”祭》未发表之前，这位评论家就能够对苏晓康作出这样的评价，也应该承认他观察的敏锐。
　　也是在那次同老苏同志通电话时，我曾问过他，据苏晓康大学老师介绍，他在校学习期间，不但学习好，而且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老师看过苏晓康的人党申请书，当时觉得还是恳切的。为什么后来苏晓康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老苏同志告诉我，苏晓康经历了两个“十年”，“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文革”十年一度摧垮了他对党对毛主席的信仰，后来经过思考，有所恢复，心情也渐渐平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改革开放寄予热切的希望。但是，他对于随着开放而涌人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理论，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更不具有批判的能力，因此他对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以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丑恶现象，不仅不能正确地分析和认识，反而在政治上、理论上、创作上走入歧途。
　　我从老苏同志的语调里，感到了作父亲的深沉的悲哀。据熟悉他们家庭的同志说，他们父子间，曾有过十数次的长谈，每次都不欢而散。到写《河殇》的时候，苏晓康索性连父亲都不告诉了。
　　当得悉苏晓康叛逃国外以后，他大学的一位老师从教育青年这个角度反思道：“早知如此，就不应该让他留校任教，更不应该同意他参加《河殇》剧组。那时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旅馆有旅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温床，从《河殇》以后，苏晓康的创作明显地走上了歧途……”
　　《河殇》的创作，对苏晓康后来进一步的变化，确属关键。
　　第一，如果说以前苏晓康的作品是就社会问题进行单个“反思”的话，那么，从《河殇》起，他宣称要进行“历史的总体反思”了。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总体否定”。
　　第二，如果说以前苏晓康基本上是从事文学个体劳动，从《河殇》起，他们宣称“要与思想联姻”了。《河殇》的另一位总撰稿人王鲁湘曾列举了为《河殇》提供支持的众多“理论精英”的名字，其中一些人的理论，不仅成了《河殇》的理论支柱，也成了苏晓康以后的作品的理论支柱。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西方现代各种流派的思潮也都可以拿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了。从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上，我们不再被哪一种既定的模式所约束，而是不断地寻找新的思考角度。”
　　以《河殇》为转折点，苏晓康加入了“精英”的行列
　　《河殇》弓！来一片喝彩声：什么“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一部教科书”啊，什么“划时代的史诗”啊，什么“现代的、最科学的《天问》和《离骚》”啊，“请一百个外国专家也说不出《河殇》十分之一道理”啊，等等，等等。一副副的“迷魂药”，使得他的头脑膨胀起来。
　　连外国人也对苏晓康瞩目了，美国的“1989中国问题研讨会”等组织，接连向苏晓康发出访问邀请。然而你要问苏晓康的老父亲和学校，苏晓康写了《河殇》以后又作了些什么？他们都茫然。苏晓康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因为从这时起，学校、党组织谁也管不了他，自然也就关心不到他了。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乌托邦”祭》、《龙年的悲枪》、《世纪末口眸》中追寻他的踪迹；知道他在某些人（包括某些部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这一片喝彩声中，兴致越来越高，胆量越来越大了。一部《河殇》犹未尽兴，还要在1989年再推出一部《五四》，“把百年兴亡说道说道”（见《世纪末回眸》）。
　　这部《五四》后来虽然没有能够出笼，但那题旨已被苏晓康在《世纪末回眸》和《龙年的悲怆》中点出来了，那就是：
　　全面否定一百年来中国人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说什么这是“往下出溜”的一百年。
　　彻底否定“五四”运动，说什么“这犹如‘日出’般的新文化运动，恰在‘五四’这一天走入迷津……”。
　　特别要指出的是，苏晓康们名为说“五四”，实际上他们真正要“说道说道”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
　　“无休止的政治折腾、穷过渡的物质生活、清教徒式的道德压制、高强度的思想控制、极度匮乏的精神生活以至最终引起‘古罗马竞技场’式的全民族大厮杀时，黑暗降临了。”一一这便是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描写。
　　作者还胡说什么“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的血管里，已经不可能有半滴‘五四’新文化的血液，而是按照那种‘读书如吞砒霜’的观念培养起来的”。因此，“70年前的普罗米修斯们从西方盗来的那把圣火终于在中国的漫漫长夜中油尽灯惨，而从古老的荒野中燃起的熊熊野火却把他们烧得灰飞烟灭”。——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漫漫长夜”，这不是对历史的彻底颠倒和诬蔑又是什么？！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苏晓康则咒之日“苍龙”，说什么“十．二年前……天崩地裂，苍龙死去，中国人仿佛恰在这大灾大难中熬满劫数，获得了解脱”。“自然暴君之外又给中国人加上了一个社会暴君，龙便获得了双重的象征”。因此，他们“下决心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好生说一说这老东西了”！（见苏晓康：《龙年的悲怆》——关于《河殇》的札记）
　　岂止是一部《河殇》，伊乌托邦”祭》、《龙年的悲怆》、《世纪末回眸》以及未来得及出笼的《五四》，不都是针对这而来的吗？！
　　《河殇》出来了！《“乌托邦”祭》居然也出来了！于是就有人模仿着电影《红高粱》里“我爷爷”的腔调朝苏晓康吼叫了：“晓康你大胆地朝前走吧！”
　　走向哪里呢？
　　苏晓康们曾经断言：“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依附于政治权力”，“没能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并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他们认为一部《河殇》证明了“一个具有独立学术意识的精英文化群体已经形成”。他们不仅向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且也已成为进行社会改革的独立的领导力量。这就是说他们不但要“参政”，而且要行动了。
　　1988年的最后一天，苏晓康和中央电视台的《五四》摄制组路过上海，苏的一位朋友去看他并悄声问他，搞五四，有把握吗，苏晓康答：“拍了《河殇》《再拍》《五四》，应该是很忌讳的。但我们仍要干，哪怕拍不出。这是一种……”他暗示说这是一种选择，一种行动。确实是一种选择，一种行动。
　　1988年9月，党中央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环境，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以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但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极少数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内外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光彩的活动。社会上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苏晓康此时选择了什么？参与了什么行动呢？请听他自己的叙述：
　　“一日下午，大名鼎鼎的诗人北岛光临寒舍，极郑重地递给我一封联名信，文字极短，大意是今年为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为创造一个和谐的改革环境，建议全国人大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文后已有十几个签名，全是首都文化界的名流，真可谓群星苔革。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当下让我只觉得北岛能来找我，乃是看得起我。于是不假思索地签了字。”
　　说签名时“不假思索”，也许有几分真实，但要借着“五四”和法国大革命搞行动，苏晓康是早就思索过的了。在1989年2月，他同他的老师的一次谈话中，也隐隐约约地透露过。
　　就在这风雨欲来的时候，一位革命前辈特地打电话给苏晓康的父亲，要他劝告苏晓康千万不要站到对立的方面去。但以“精英代表”自诩并早已卷了进去的苏晓康哪能听进这番忠告呢？
　　5月10日，即动乱进一步加温升级以后，苏晓康、赵瑜等一部分在京作家，骑着自行车上街游行，一路呼喊着“写作自由”、“言论自由”等口号，为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撑腰打气。
　　5月12日晚上，在北京某工厂的招待所里，苏晓康召集，赵瑜主持，开了一个50多人的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讨论5月15日知识界大游行的有关事宜，决定赵瑜任总指挥。（二）讨论并通过苏晓康起草的一份声明。会议结束以后，苏晓康、赵瑜和夏峻拿着这份声明到严家其处最后定稿，这便是由刘再复、严家其等牵头号称有上千知识分子签名的“5·16声明”，连这个题目都是严家其最后敲定的。
　　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于浩成、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等12人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实现这些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书也是经过苏晓康修改的。当天晚上，他们还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苏晓康在讲话中诬蔑我国政府是“无能的政府”，对参加动乱的学生又加以美化和挑唆。他说：“……同学们，你们第一次在中国教会、正在教会人民和政府怎样进行现代政治运动、现代民主运动。你们比政府、比官员、比文化精英都要高明得多……”
　　5月15日，首都知识界大游行，苏晓康走在头排。
　　5月16日，苏晓康等在北京大学举行了“5·16声明”的记者招待会。这个声明就正式出笼了。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指出，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大造舆论……
　　动乱期间，见诸国内报刊的众多“声明”和“呼吁”中，“5·16声明”应当说是相当突出的一份。它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它指斥我国政治腐败，要求在中国“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使中国出现一个民主的、稳定的局面”，即资产阶级专政，它要求政府承认非法的学生组织，妄图建立政治上的反对派；它还要求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结社自由等等，并针对人民日报“426”社论，公然为这场反革命动乱张目。
　　严家其、苏晓康等错误地以为他们这个声明将知识界都动员起来了，于是迫不及待地成立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妄图和其他非法组织乱中夺权。
　　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
　　5月20日，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所谓《知识界誓言》，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80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宣誓人中就有包遵信、严家其和苏晓康。
　　5月22日，严家其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召开了近百人的会议。会上严家其明确宣布，前一段我们是反对人民日报“4·26”社论，现在是反戒严。苏晓康在会上介绍了堵军车的情况（也可称为“经验”吧），他还煽动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必须是让人民起来。因为从李鹏的角度讲，他希望市民能保持平静。如果只有学生留在广场，政府可以不理，这样时间长了，政府就可以抓住把柄，市民也会增加厌烦情绪，最终导致失败。”
　　这个会上他们还决定了出版地下报纸及其他措施。
　　到此，苏晓康真正是“大胆地、不回头地”往前走了。一直走到国外，走到与祖国、人民为敌的阵营里去了！他不仅参加了反动组织，据1989年47期《北京广播电视》报道，最近苏晓康在香港一家半月刊上撰文说，今后他思考中国的问题，不能再绕过共产制度而只去清算传统文化了。这也就是说，他今后将不加任何掩饰地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了。这不是民族的败类是什么？！
　　苏晓康“大胆地往前走”了，终于走到了与人民与祖国敌对的营垒，而难以自拔了。
　　我想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唤，本来该是革命接班人的材料和苗子，竟然充当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我们难道不应从中吸取一点什么教训吗？
　　早在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提醒全党，有几种人是不能低估的，那就是：搞政治阴谋的人，所谓“民主自由派”，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邓小平同志说，“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
　　纵观苏晓康堕落的过程时，重温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很有益的。
　　自然，苏晓康之流是我国青年中的极少数，我又一次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起建国以来那一代又一代和祖国共命运的热血青年，包括苏晓康的同辈中的绝大多数，他们是祖国的骄傲，也是青少年们学习的榜样。

　　　　　　　　　　　　　　 （《中流》1990年第1期，标题略有改动

爱琴海

  从《河殇》到《五四》

　　　　　　　　　　　　　　　　 殷其雷

　　电视片《河殇》出笼后，有的同志曾断定，这是一部“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去安全地鞭笞祖宗”的作品。可是《河殇》的炮制者和批判者，却都没有理会这个论断。围绕《河殇》的这场论争，更多地是现实的论争，而不是翻一些与现实无关的历史旧帐。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那些“精英”们所炮制的《河殇》，是并没有把他们所想说的东西和盘托出的。严格来说，这仅仅是放出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打了一场“前哨战”。真正的杀手钢，还藏在后头。
　　果然，《河殇》刚刚播出，在一片大吹大擂的鼓噪声中，他们又紧锣密鼓，开始了其续集《五四》的拍摄了。这个续集，就不再转弯抹角，而是直接“鞭答”“五四”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段革命的历史，对黄河、长江的诅咒，则已变为肆无忌惮地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直接的凶恶诅咒了。
　　选择“五四”这个题目，选择“五四”7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赶拍这部电视片，显然又是与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势力，借“五四”掀起一场政治风暴的预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制造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步骤之一。
　　可惜的是，这部电视片还没有摄制完成就流产了。广大观众，对它的真实情况也就知之甚少。
　　知道《五四》是一部什么内容的电视片，对于我们认识围绕《河殇》的那场大鼓噪的真正含义，是大有帮助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有关材料，把它的炮制过程和内容的设计向读者做一番介绍。
　　《河殇》的“轰动效应”，使所谓“精英”们欣喜若狂，他们决心变本加厉，沿着《河殇》的思路继续走下去。1989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早就预谋借题发挥，利用这个日子大做文章。于是，“五四”就成了《河殇》炮制者们的下一个题目。据说，这个计划的首倡者是《河殇》的“总顾问”金观涛。苏晓康在他那篇追述这一创作过程的《世纪末回眸》一文中写道：“我们的‘纪念’，由金观涛先生提议，还想借助电视这个‘现代化庞然大物’，把百年兴亡说道说道。”文中还透露，金观涛及“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同有关部门洽谈了这部“政治电视片”的构想，并得到了同意。金观涛本人在《文艺报》召开的那次《河殇》座谈会上表示，“希望《河殇》剧组能以这样的精神（按：指决心下地狱的“彻底的精神”）摄制出更好的片子。”《河殇》首播结束之后不久，它的编导即对记者宣布：“更令人高兴的是国内知名学者已同我商定了新的合作计划。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发表在1988年7月四日《人民日报》）同一天，《羊城晚报》也发表了《河殇》另一撰稿人的文章《我与（河殇）》，文中一方面吹嘘《河殇》“吸收了当代中国思想的各家精华”，同时写道：“原班人马正在筹备创作一个新的电视节目，以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我相信，它将比《河殇》更加成熟。”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副台长，1988年8月12日对记者宣布：“《河殇》能够全播就说明它不是最后一部。我希望我和我的同行们，能搞出更好的电视片。”1988年9月14日纽约《华侨日报》也曾透露了来自国内“官方”渠道的信息：“明年的5月4日，是‘五四’运动五十周年（按：原文如此）纪念，该台还计划拍摄一部历史纪录片，题目是《科学与爱国》，也可以说是《河殇》的继续。”
　　于是那些“精英”便呼朋引类，忙活起来。金观涛亲自引荐一位拜某大名鼎鼎的学者攻读博士的人参与脚本的起草。此人根据“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理论”，语惊四座：“新文化运动，恰在‘五四’这一天走入迷津，爱国、救亡的迷津。”这就是说，救亡运动断送了中国的启蒙运动。有这样一副头脑，自然是是最佳撰稿人选。此时，正是1988年夏天多雨之际。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份提纲，题目是《心中的日出》，而不是《科学与爱国》；此外，1989年5月苏晓康对上海《青年报》记者说，这部片子暂名为《五四》，看来题目尚未最后确定，各个部分的标题也在斟酌之中。《心中的日出》提纲的第一部，题目《寻找现代中国的主题》下分三集，第一集：《寻富求强之路》，内容是追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寻求富强的历程，最后的结论落到了“民主政治必须得到必要的文化前题和国民基础”，为下艾‘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曲”张本。第二集：《中国的伏尔泰们》，着重宣扬梁启超、严复，特别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功不可没地开风气先”。闭口不提李大钊、鲁迅。第三集：《新文化的圣地》，主要歌颂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称北京大学为“思想的自由王国”。提纲的第二部题目《肩负起中国的命运》，第四集企图借一位“五四”老人之口，强调“政府不善，学生得纠察之”，用心十分险恶。第五集《新文学的奠基者》介绍鲁迅、茅盾等人的创作活动。第六集：《启蒙与救亡》，这是此片的核心主题，自然要请“导师”来主讲，在这一集里将要正面阐述“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曲”。据说，“在强烈的民族情绪中，人们容易忘记中国的主题——忘记只有不断启蒙，才能真正救亡，只有继续取法西方以自强，爱国主义才有切实的内涵。于是，救亡压倒启蒙，个人权利臣服于虚幻的集体意志；拿来主义转变成蒙昧的闭关锁国；新创的文学形式让位给旧有的民族形式……不仅继续建设新文化的任务被弃，而且启蒙运动已经得到的成果也多有丧失。”一句话：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反帝斗争是犯了滔天大罪，她领导的反封建斗争等于白费。提纲的第三部，题日：《走向中国现代文化》。第七集《在科学的旗帜下》，由节目的策划者金观涛亲自主讲，据说：“五四过去了70年，赛先生（科学）在中国的地位仍然悬而未决”，“作为最终价值尺度之一的知识本位，仍然立足未稳”。第八集《在民主的道路上》。第九集《知识分子的盛大节日》，别有用心地提出，“5月4日这一天，并非笼而统之的所谓‘青年节’——它是‘学界节’，是‘知识分子节’，是中国现代知识精英的盛大节日”。
　　这份提纲，后来又做了很大的修改，由三部八集变成了五集，每集都有两个字的标题。苏晓康曾向记者讲述了这五集的内容：第一集《天演》，相当于前一份提纲的《寻富求强之路》，“五四”以前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苏晓康说是“表现了经济层面改革的失败，这对现实颇有反思借鉴的意义”。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但也透露出他们的政治野心。第二集《盗火》，歌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同时诅咒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说什么“这些思想的巨子没有子嗣，‘五四’精神没有被继承，而是烧起了另一把野火”。第三集《迷津》“表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夭折。爱国救亡同时也救了一个旧文明”。把攻击的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四集《失魂》进而攻击毛泽东同志是“奇理斯玛型”的领袖。奇理斯玛一语来源于《圣经·新约》，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用以表明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苏晓康胡说奇理斯玛型的毛泽东“与群众非理性的、愚昧的素质结为连体”，结果使中国导向了非现代化。第五集《追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之后整体地失落了。解放以后，他们更是向新权威沉沦。群体性的一边倒造成了群体性的毁灭”，又说，“今天，知识分子的首要问题是必须建立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人格。否则一切无法谈起”。这已经是公然鼓动知识分子脱离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了。从浙江西行，来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苏晓康的咒骂更加恶毒了。他认为毛泽东代表着“一种反理智主义的传统”，建立了：“奇理斯玛型的统治”。它“要求每个个体放弃自我而为政党、阶级、国家、民族利益服务，这是奇理斯玛成功的最大诀窍。然而，这又与创造新文明的‘五四’精神——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国民素质更新等等，恰成南辕北辙。”苏晓康硬说：“中国人经过30年浴血奋斗又经过40年艰苦努力而未能进入现代化，症结就在于此。”看到上面这些胡言乱语，我们不能不为苏晓康等人的信口雌黄和强词夺理而震惊和愤怒。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与集体，个性的解放与阶级、民族、全人类的解放是一致的，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就是说个人离不开集体，个人的发展离不开集体的发展，个人要得到发展就必须为集体利益服务；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1页）。就是说集体也离不开个人，集体的发展取决于个人的发展，只有每一个人都得到自由发展，集体才能够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意味着每个人个性的解放。苏晓康之流对于这种辩证的关系显然是一窍不通的，按照他们的荒谬逻辑，似乎每个个体都不去为集体利益奋斗，而专心致志于自己个性的解放，中国就会更早地进入现代化，难道这是可能的吗？
　　江南之行40天，摄制组于1988年底回到北京，分头撰稿，春节后，五集脚本均已写出草稿，交由苏晓康修改润色。这时广播电影电视部决定停止这个节目的创作活动，创作组被解散了，因此，无论是草稿，还是苏晓康笔下的完本，我们至今都无法看到。苏晓康在他的文章里透露，我们花费了“半载心血”，已经写下了“满纸宏论”，拍出“无数画面”。这些资料现在何处？其中有些什么货色？我们同样不得而知。但是，虽然笼罩在《心中的日出》上面的重重迷雾尚待驱散，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也完全能够确定这部作品的性质。如果说《河殇》用了较多的篇幅去“鞭答祖宗”的话，《心中的日出》即《五四》则是妄谈“百年兴亡”，而两部作品的矛头所指都是当前的现实，其要害是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苏晓康们反对一切革命，尤其反对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在中国只能由“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和民主”。革命，就是“不遵守规则”，正是革命和社会主义使中国陷于贫困落后，进不了现代化的大门，结论是：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心中的日出》是直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摇旗呐喊，为1989年那场政治动乱作舆论准备的。西方新闻界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合众国际社记者马珍在1988年12月6日从北京发出的一份英文电稿中说，“这部电视系列片已成为较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又说：“准许拍《河殇》续集可能是说明赵紫阳站稳脚跟的一个信号。这个计划最终能否在电视上播映将决定下一个回合的胜负”。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过，她主要着眼于高层的政治斗争，并不把这件事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次较量。1989年春夏间，这场关系到共和国生死存亡的较量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结果是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遭到了失败，他们苦心炮制的所谓“心中的日出”还没有露头就归于殒灭了。但是，我们同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之间的对抗是长期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中流》199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