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彬：香港脆弱的政治同盟

爱琴海

郑伟彬：香港脆弱的政治同盟

郑伟彬
2015年0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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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17年特首普选的政改方案，一个多星期前在立法会遭否决。这本是预料中之事，只是建制派最后的技术乌龙，让这更像是一场闹剧，而不是一次严肃的政改方案表决会议。本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却不曾想到，除了当时的技术乌龙，上周继续上演着建制派的丑剧。
这次是建制派使用WhatsApp的通讯对话内容被曝光，尤其是涉及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在现场“指挥”建制派议员行动的内容，更让泛民主派生气，认为其丧失了作为立法会主席应有的中立立场。
整体上看，这次的爆料更像是为了拉曾钰成下水。但却由于爆料内容的隐私性强，因而被指爆料者应该是建制派的内鬼。经历上次的技术乌龙，加上现在的通讯软件对话内容曝光，建制派的形象，不仅从原来“猪一样的队友”，甚至变成互相猜忌，没有道义的小人。建制派，在经历此番政改风暴后，还有多少形象和力量存在？
本来，这便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体而已。香港的权力架构，是以行政长官为主导的强行政原则而设计的。虽然表面上保持了三权分立原则的制度设计，但在强行政原则的主导下，立法会本身就是个弱势集体。再加之立法会议员的选举方式，是代表比例制，并采用最大余额法这一有利小党而不利于大党的方式，导致香港政党林立，力量分散。因此，在立法会内，各政党之间的勾心斗角便已是家常便饭。
名义上，尽管存在着两股完全不同的政治力量，即所谓的泛民主派和建制派，建制派在重大议题上，一般是持与特首相近的立场，但随着近年来香港社会分化日趋严重，阶层对立、贫富差距的拉大，在涉及民生经济议题，建制派的各党和议员也有了自身的立场，或者说，不得不有自己的立场。立法会议员毕竟是香港市民选举产生，如果政府行政不符合市民期望，议员又如何能支持其动议呢？现在，在极端政治力量的刺激下，以及“特首”软弱的影响下，未来这一建制能否继续团结存在，实在令人生疑。
本来在制度设计上理应强势的行政长官，因为梁振英既非与香港大财团关系紧密之人，其所代表的所谓“中产阶层”，在香港事实上也并不属于多数，在立法会内并不占优势；再加上中立的公务员体系，梁振英无论是在施政上，或是在立法会内与各政党的沟通协商，显然已经越来越无力。若非意外，本应该由与前任董建华、曾荫权一样的，代表香港大财团的唐英年上位，当强势长官，却因为意外之事，导致梁振英的上台。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意外，才让香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暴露。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因为1989年六四事件，让北京政府见识了香港民主政治的力量，再加上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刺激，因此基于“稳定和繁荣”的需要，行政长官被“剥夺”了拥有政党背景的“权利”。在制度上，更是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限制香港政党力量的发展壮大。制度上给予强势地位的行政长官，即使是在董建华、曾荫权时代，强势的他们在施政上已经出现捉襟见肘的窘境，更何况现在几乎没有太多支持力量的梁振英。
名义上的建制派是一个准联盟政治团队，但此次从技术乌龙到通讯内容曝光，似乎只是在证实，这个联盟不过只是表面团结而已，其脆弱程度不堪一击。尽管出于中央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一“中央－地方”关系的角度上考虑，香港特首不适合拥有政党背景，香港不宜有执政党，但北京或许不得不考虑，在此种条件下，如何给予行政长官现实的支撑力量。比如行政力量内部的架构组织，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大程度上发展政党政治，而非当前的政党林立，却相互倾轧等等，让行政长官拥有适当的政党资源支持，比如允许出现“政权党”。
制度上的强势地位，并不足以保证行政长官在现实中的领导优势。中立的公务员系统、松散而脆弱的政党关系，不仅让行政长官在重大议题，诸如此次政改方案上行动无力，更让其在经济民生议题上的施政同样举步维艰。从这个角度上看，或许特首普选的政改方案，并非是政治改革最佳的切入点。权力架构上的设计，是更需要着手进行改革的地方。一个不被香港民众信任，缺乏足够行政合法性的行政长官，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成北京要求其所应当完成的任务，无法扮演好其应该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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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琴海

“一国两制”的制度设想并非不好，只是不恰当的权力制度设计方案，却有可能让其变成泡沫。当前的权力架构设计，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或许现在需要加以改变了。
作者是中国广州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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