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发展更需要“养”

美好的生活

201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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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克恩
读了韩山元11月29日在《联合早报·交流站》发表的《发展艺术事业需要理论研究》后，我对文中论述新加坡文艺评论的萧条景象深有同感。韩文评述了新加坡文艺存在着创作与评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认为“艺术事业的兴衰荣枯，总是与理论研究与评论的发达息息相关”，而提出“需要理论研究”来发展文艺的观点。然而，强化理论研究，就能“加强艺术家的艺术功力”、“提升艺术水准”、“激励艺术家的创作更上一层楼”吗？再者，“理论研究”就能营造更兴盛的文艺评论风气吗？
其实，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是两回事，它们之间也并不一定存在必然关系。古往今来对于文艺创作的过程的论述多不胜举，但普遍认为文艺创作是感性的，是把转瞬即逝的迸发式的灵思，转化为作品的过程，以表现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感悟，以及对人性美善丑恶的体会。文艺理论则不同，它是相对理性的对艺术的评论。
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批评方式也有一定的区别。一般而言，西方的文艺理论是从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体系来的；中国传统则是从实践、阅历、鉴赏的基础对文艺做感悟式的品评。因此，若以西方角度来讲，哲学思想带动文艺思潮，而文艺思潮则影响文艺创作，就如韩文提到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
因此，韩文提出以“理论研究”来带动“艺术事业发展”，就是把理论视为创作的“指南”，为艺术家“指点迷津”，就像西方那理论高于创作、理论指导创作的文艺发展模式。可是，这其中存在不少隐患。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在《从戏剧看西方理论引进中国的误区》（11月8日《联合早报》）中已清楚说明，以理论来作为文艺创作的“指南”，长期来说对文艺的健全发展是不利的。现在中国文艺界已逐渐在反思此过度理论化与理论跟风的现象，这是新加坡要进一步发展文艺，所不得不参考的前车之鉴。
当然，理论研究对于文艺发展是有价值的。然而，如果进一步推敲的话，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的行为，属第一元，而理论研究则是理论学者的工作，属第二元。按此，属第二元的理论研究对文艺的发展是间接的，更直接能推动发展与营造风气的，应当是同属第一元的文艺评论，就类似中国传统直观式的评论。毕竟，文艺是人的性情的表现，而理论是超越人性的哲理高度，两者之间是有距离的。所以，无论是创作或评论，文艺必须接近地气、直指人心，才能完成它自身的使命。
因此，笔者认为发展文艺更需要“养”。“养”的动态形象，即由下而上，意谓从根本做起、从实在起始。所谓“养”，指培养文艺人（指创作者与评论者）的主客观因素。首先，主观指的是人文素养。文艺人要“养”艺术眼光、艺术思维、艺术审美与艺术判断等方面的能力，也要“养”人文情怀。只有具备这些素养，才能及时捕捉灵光一闪的灵思，并以人性、人文为终极关怀，才会创作出优秀感人的作品。评论者亦然，以其“慧眼”辨识“英雄”，并始终关怀着人性去品评作品，则才能发表独到动人的评论。评论者是创作者的伯乐，但是要遇伯乐，创作者首先必得是匹千里马。有句话说“真金不怕火炼”，只要是感动人心的作品，就不愁不会遇到它的伯乐。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跨国界的文艺评论已是很普遍的现象了。因此，文艺人更需加强自身阅历与用心体会，以培养创作与鉴赏能力。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从实践中“养”素质、“养”能力，才可“日行千里”、“独具慧眼”。
其次，客观指的是环境氛围。文艺创作与评论都需要开放的环境，不但要解放思维，也要开放言论。规范化的生活凝固活跃的思维，文艺创作受到重挫，文艺评论自然也相继凋零。而且，开放的环境也会使人们的胸襟随之开阔，如此则无论是创作或是评论，文艺人更能自如地抒发情思、表达己见、接纳批评、勇于反驳，一片朝气活泼的文艺景象才有可能产生。现在，我们惟能在互联网上看到如此踊跃发言与讨论的情景。因此，我们要“养”的，就是如网络空间一般的现实环境。我们说“艺术无界限”，网络空间正符合此艺术的特性。所以，我们应探讨如何在现实环境落实这种开放的空间，即如何“养”发表作品与评论的实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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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主客观的条件都能“养”成的话，两者的结合或能更全面发展文艺。至于如何“养”，那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关系到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配合。而属于学术殿堂的“理论研究”，则是另一股推动文艺发展的力量，但它的影响，恐怕是要在文艺发展到一定成熟后才会突显。 文艺的产生，与人的情感及欲望息息相关。无论是创作或评论，文艺的本质都应当受到尊重。虽然商业社会致使文艺也难免趋向事业化、产业化，但文艺那直指人心、抒发性情的本质是不容破坏的，更不能让概念化、范畴化的理论淹没它纯洁的生命。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封笔之作《起风了》有一句意义深刻的话：“飞机并不是战争的道具，更不是经商的手段。飞机是个美丽的梦想，设计师赋予这个梦想以形状”，而“设计最重要的是sense（感觉）”。文艺何尝不也是个“美丽的梦想”；艺术家与评论者也何尝不是以“sense”来“赋予梦想以形状”的“设计师”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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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艺术事业需要理论研究

韩山元
2014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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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的努力耕耘、推动之下，我国的艺术事业近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包括戏剧、舞蹈、音乐、美术的好多作品不仅在国内获得好评，而且开始走出国门，引起外国文化艺术界的注意。最新的消息是：中国著名人文杂志《中华国粹》，将于11月29日，也就是今天，在北京荣宝斋为新加坡画家梁振康举办个人书画展。这也是具有300多年悠久历史的荣宝斋首次为新加坡艺术家举办个展。
梁振康现为新加坡美术总会会长，1974年毕业于南洋美专，并曾留学英国诺丁汉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获艺术硕士学位），长期游走在东西方艺术两大领域之间，尝试将东方与西方美术的精华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作为荣宝斋展览的展前“热身”，新加坡美术总会于本月23日在国家图书馆五楼演讲厅主办一场题为“写意南洋艺术分享会”，除介绍梁振康赴北京举办个展的部分作品外，也特别邀请新加坡艺术总会会长、前南洋艺术学院院长何家良博士做专题演讲。分享会开始时播映了一部介绍梁振康艺术历程的纪录片，尤其是探索东西方艺术相结合之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出席这场分享会，我感触良多，这里就跟大家分享吧。
多年来，新加坡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往往是单向的，有来无往，或是多来少往，新加坡这方面一直是进出口大“逆差”。近年来情况稍微有改善，在中国举办过作品展的新加坡书画家有陈文希、潘受、陈瑞献、林祥雄等，我们的华乐团、郭宝崑的戏剧，也已经走出国门，这都是值得庆贺的好事。
走出国门面向世界之后，我们马上面对一个不小的挑战，在高手如云的国际艺坛，我们的艺术水准只能高不能低，水准太低了，外国行家看了会叹息说：“唉，原来这就是新加坡艺术的水准！”那不是在世人面前献丑吗？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我国艺术家的艺术功力，提升我国艺术的水准。当然，这不仅是为了走出国门，也为了新加坡艺术事业的繁荣进步，为了丰富新加坡人民的精神生活。
其实，新加坡的文化艺术事业是有过几次的繁荣时期，战前的且不说，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有南洋画风的兴起，有赤道艺术研究会、康乐音乐研究会、艺术剧场、艺联剧团的经常展览与演出，南大戏剧会主办的本地剧演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那时艺术研究和评论都没有“缺席”。就拿美术界来说，每当有画展，都有评论文章发表在报章和杂志上。尤其是理论研究、讨论与争论是一场未平息，一场又兴起，热闹非凡。
当时南洋大学学生会的会刊《大学论坛》就有好几场关于建立“马来亚文化”的大论战与研讨，理论高手频频出手，洋洋洒洒数千言乃至上万言。后来，人民行动党1959年6月上台执政时，在《行动周刊》也有好多场关于文化艺术问题的大论战。这种盛况已成为历史，留下的是难忘的记忆。
古今中外的艺术史早已证明，艺术事业的兴衰荣枯，总是与理论研究与评论的发达息息相关的，因为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艺术家固然可以不必借助外力而自我提升，然而，如果有高明的理论家与评论者给予帮助，指出其作品的优缺点，分析其创作的得失，那就等于指点迷津，激励艺术家攀登新高峰。所以，在某个意义上讲，艺术理论研究者（包括评论家）是艺术园地的园丁，负有保护、培育芳草秀木的使命。
看看今天的新加坡艺坛，文学评论、戏剧评论、音乐评论不算多，相比之下，美术评论就更少，是一个薄弱环节。当年的理论高手有的是作古远去，有的是年迈封笔，理论圈子本来就小，强手纷纷离去怎能不孤寂？要发展我们的艺术事业，要激励艺术家的创作更上一层楼，我们迫切需要培植艺术（尤其是美术）理论队伍，发展艺术理论的研究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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