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奕婷：当弱变成 一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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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奕婷
2014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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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一停
一个故布疑阵，栽赃嫁祸，让不忠丈夫陷入杀妻疑云、成为众矢之的的阴险妻子。
一个惊觉妻子惊天复仇行动，有苦难言，要在警方的穷追和公众的审判中，寻求自救的狼狈丈夫。
在这部近期上映、布局精彩的好莱坞电影《失踪罪》（Gone Girl）中，只见攻于心计的妻子与极力力挽狂澜的丈夫，轮流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营造弱者形象，刻意操弄抢夺印象分，以主导舆论风向。
在双方角力下，弱势吊诡地成了最强大的武器。妻子留下蛛丝马迹甚至刻意编写日记，引导舆论将她视为一段变质婚姻的弱势者，把丈夫推入万劫不复之地；丈夫恍然大悟后，也索性跟着一起斗弱，一场直播电视访谈节目中，扮演知错能改的回头人夫，公开忏悔、诉说衷情，大赚同情分。
当弱变成一种强，电影的反讽桥段尤其引人反思。近期闹得全城关注的森林黑店与前导游杨寅被指侵占富婆钟庆春财产一案，便是现实版的真人真事。两起事件同样源自原本强势的一方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用不道德的销售手法，逼迫消费者破财就范，以及仗着自己得势，狂妄地对逐渐失智的另一方巧取豪夺。结果，两起事件都不约而同地出现弱者成功翻盘的结局。
这当中的峰回路转，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众群起捍卫公义、锄强扶弱的力量所促成。网上跑在法律前头，对无良商家和前导游展开“起底”人肉搜寻和口诛笔伐行动，固然有它漠视法纪和他人私隐、擅自以个人手法伸张正义的不当之处，但这种舆论的相挺，却恰恰赋予弱势者最大助力。在互联网普及、个人力量可在无远弗届的网络世界里，轻易找到交汇点的今天，这等同于让弱势者拥有转弱为强的突破口。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看见的，往往是人们对他们视之为的弱势者，有一种本能的偏袒；对同一局势中相对占上风的强势者，则抱持某种不满。所以在群众力量介入后，强弱之间孰强孰弱，霎间难有一目了然的结局。
随着我们距离下届大选越来越近，市镇理事会管理问题上体现出的执政党和工人党强弱之分，将越发牵动民众视线。而值得玩味的是，这里引发议论的强弱，其实包含两个层面：治理能力的强弱，以及政党本身在整个国家政治环境里身处的位置强弱。
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站在道德高处，用客观数据质询工人党在收取杂费、管理市镇会，以及处理财政方面的能力，并再三催促对方，公开向选民交代。此举无疑是希望通过点出对方办事不力之处，让选民衡量政党的能力强弱后，用选票做出理智的选择。
但工人党想呈现的强弱，却似乎是另一个不同的格局。自政府五年前推出市镇会管理评估框架以来，工人党市镇会一直在展示一种相对弱势的姿态。当年担任后港市镇会主席的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将后港区设施保养不足的问题，归咎于政府的厚此薄彼。2011年大选后，市镇会管理评估多了机构监管这一指标，工人党接手的阿裕尼市镇会机构监管不获评级，又牵扯出工人党指行动党公司AIM提供的电脑管理系统终止，影响市镇会运作的风波。之后几次评估，在面对市镇会的机构监管不断亮红灯时，工人党也总是有意无意地一再重提AIM事件。
提醒民众它处于弱势，一方面让工人党的弱点合理化，刺激选民思索反对党与执政党实力悬殊所造成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在让行动党的“强”，看起来变成“以大欺小”，从而获得一些中间选民同情的支持票。网上出现不少以各种挺蓝贬白的言论，无论蓝色阵营是否真的在背后操控，或者这些网络言论的论述是否完整、站得住脚，只要越能激起执政党的强力反弹，就越成功地把工人党放到弱势中，也更能获得同情与支持。
然而，民众的理智和客观判断，如果被这样的强弱对比所左右，以致开始漠视一些合理和重要的问题，甚至纵容这些疑问毫无解答地持续存在，我们会不会在把自己推入一个在不知不觉中，牺牲了自身权益的危险处境？另一个值得追问甚至更关键的问题是，如果纵容这些疑问毫无解答地继续存在，会不会让我们的政治文化逐渐失去大是大非，而让弱势的悲情左右对错？
《失踪罪》中那段舆论一下倾向营造弱者形象的妻子，在观看出轨丈夫的“真情告白”后，又突然转而支持之前狠批的对象。这样的摇摆，暗讽民意如何轻易地被懂得示弱者牵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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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骇人的集体无意识景象，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