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大麻合法化运动的威胁

爱琴海

社论：大麻合法化运动的威胁


2014年0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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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2014年7月29日
毒品的危害，亚洲人有切身之痛。改变亚洲地缘政治，造成“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事件，正是逐利东来的英国人，为了平衡对中国的巨大贸易赤字，昧着良心用武力迫使清廷入口毒品的“鸦片战争”。当时负责禁烟的清廷大臣林则徐，在其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就指出：“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可见毒品祸害之大，足以摧毁国家社会。
世界上大多数人民都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各国法律多严禁毒品。联合国在1961年、1971年和1988年相继颁布毒品管制公约，其中包括禁止使用、拥有或销售大麻。制定公约的大背景，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在1960年代爆发嬉皮士反文化运动，吸食以大麻为主的毒品，成为一种反抗体制权威的象征。喜欢标新立异的年轻人因而趋之若鹜，遂逐渐产生威胁西方社会的毒品文化，进而发展出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地下经济；包括跨国犯罪组织、药商及游说团体在内的强大既得利益结构，也因此茁壮成长。
鉴于毒品对社会的危害日甚，美国总统尼逊在1971年形容毒品是“首号公共敌人”，并展开“禁毒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正日渐呈现败象。据估计，美国政府花费在“禁毒战争”的预算每年超过500亿美元，动用了包括联邦与地方警力、军队甚至中央情报局的庞大资源，而且不惜在拉丁美洲不宣而战。但是，由于强劲的需求所导致的暴利，毒品的销量却持续上升。联合国的报告指出，全球非法毒品贸易所衍生的黑市经济，产值占世界经济的1%。此外，“禁毒战争”每年为美国监狱系统平添数十万罪犯，其中过半还将会重犯。
“禁毒战争”的失败，迫使美国社会激烈辩论禁毒的利弊，大麻合法化运动也因此应运而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曼于2008年，连同500多名经济学者联署公开信给美国政府，要求解禁大麻。他们指出，大麻合法化将提高正当供应，降低黑市价格，让贩毒组织无利可图，进而减轻政府禁毒的开支，同时增加税收。这套纯经济理性的说辞，日益获得美国民意的支持。代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纽约时报》，日前就在其社论呼吁美国政府让大麻合法化，所采用的正是类似的经济理性逻辑。美国至今已经有23个州属立法解禁大麻的使用。
这股大麻合法化的舆论和运动，也开始影响国际社会。新加坡全国防止嗜毒理事会主席赖添发日前表示，新加坡将在明年8月协调亚洲城市，在2016年联合国特别大会讨论禁毒问题时，联合亚洲国家捍卫对毒品零容忍的立场。他警告，庞大且有组织的商业利益集团，正采取精致的论述来推销大麻合法化；而这仅是让更多毒品合法化的前奏。美国社会对所谓的消闲性大麻的宽容态度，已经导致年轻人，尤其是高中生，在狂欢派对时使用大麻的比率增高。大麻的合法化势必加速社会纪律与公共道德的相应堕落。
尊重人性且追求其解放，是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的奋斗理想。这在西方历史上确实发挥正面积极的作用。但是，自由主义对人性的理解，后来却日益窄化为动物性的一面，对人性精神层面的需求持怀疑态度。反映在公共生活上，就是在“自由”的名义下不断放任欲望的滋长。公共政策虽然一退再退，人们自私自利的权利意识却欲壑难填。禁毒不从解决需求面的病根入手，不断在供应面打转，就是一例。要保持新加坡的永续发展，保护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国人必须有所警惕和坚持。大麻合法化运动所代表的权利意识观念的绝对化，仅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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