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

四菜一汤

刘少奇，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任期间，与满族人秘密勾结，为满族灭绝汉族的计划一直在奋斗。
这是毛主席打倒刘少奇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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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论述
发表日期:2001-12-25

避孕问题，我们要无所顾虑地搞。

《对节育问题的谈话》（1957年2月11日）

我刚才修改了《人民日报》一篇谈节育问题的社论。我们现在一年增加一千五百万人口，这样下去， 人民生活就不能改善，就不能建设和积累，工业化速度就要减低。

《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的谈话》（1957年2月14日）、1957年3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应该适当地节制生育》

发表人: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作者: 信息来源: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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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中医》1974年第02期　　作者：谢月珍
驳斥刘少奇、林彪一伙在计划生育上散布的反动谬论


我国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掠夺,摧残了社会生产力,造成许多工人失业,农民破产,知识分子找不到工作,广大人民处在饥寒交迫之中。解放后,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消灭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饥饿、失业等现象。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获得了高度发挥,不断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社会财富。建国以来,我国生产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口从五亿多增加到七亿以上,增长百分之五十多,而同一时期内,粮食生产从一亿一千万吨增加到二亿五千万吨,增加一倍多,布匹和其他工业品增长几倍、十几倍甚至更多。人口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左右,而粮食平均每年增长近百分之四。我们已经做到了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工做。我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正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得到改善。就拿我们佛山地区来说,五七年到七一年的十五年中,人口增长34.3多,而粮食总产增加48.9多,粮食增产超过人口增长14.6终。这个铁的事实是对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最有力的驳斥,也彻底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之流的无耻澜言。
可是邓小平一上来，立刻给刘少奇平反，然后开始实施周恩来的遗志，计划生育灭绝汉族。

刘少奇的9个老婆及刘少奇简历

[导读] 刘少奇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刘少奇的9个老婆都是谁?下面一起了解下刘少奇简历及刘少奇的老婆相关信息~

刘少奇的9个老婆及刘少奇简历

刘少奇的9个老婆

第一次婚姻 周氏

周氏,刘少奇的第一次婚姻，几乎与不计其数的旧戏里的故事毫无二致。他19岁在宁乡读中学那年，母亲为拴住已许身革命，走得离家越来越远的小儿子的心，在邻村说了一个农家姑娘。刘母以病重为由骗得儿子归里，而儿子踏入家门进的却是洞房。坐了一夜板凳，讲了一夜自由……周氏姑娘无论如何不能接管重返娘家的奉劝，惟一要求，刘少奇在未来有儿子时，送给她一个养老。刘少奇深深怜悯这位封建礼教的捐躯者，把本身名下的30亩地划给周氏，厥后并践诺，将本身与何葆贞所成长子，托给了周氏。

第二次婚姻　何葆贞

刘少奇认识毛泽东的同时，认识了何葆贞。1922年，他从苏联回国，奉陈独秀之命，去长沙毛泽东处领受使命，在清水塘22号的板房里，毛泽东、刘少奇走到了一路。当时，由于学潮被开除的何葆贞正与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住在一块儿。

今人可以从照片上看到，何葆贞是个何等布满朝气，正经秀丽的女子谁都不难想像，24岁的刘少奇与何葆贞彼此瞥见第一眼时的情景。接下去的，天然与不行胜数的新戏里的故事大同小异，半年之后，在欢庆安源罢工胜利的日子里，两个青年革命者娶亲了。而何葆贞的运气与杨开慧极其相似，她随同刘少奇东奔西走，三次生下儿女，三次忍痛割舍给别人，1934年牺牲在公民党的监狱里。

何葆贞的身世、经验，以及她真纯似火的性格、胆气，是一部尚无人吟诵的巾帼长歌。刘少奇敷衍她的情感，如同毛泽东对付杨开慧，至醇至浓。直至新中国建树后，刘少奇第一次由北京南下，便偕王光美特地到了南京雨花台，深切悼念这位永铭他心髓的革命朋侪。

第三次婚姻　谢飞

渔工的女儿谢飞，是刘少奇的第三个妻子。莫名其妙，谢飞与毛泽东的第三个妻子贺子珍竟也有相似之处。闯荡过大海与闯荡过大山的两个女人，几乎一样的老练、爽快、直性子。她不仅是个真正的老资格，仍是一个华侨小女人。在新加坡的中共南洋暂且事情委员会，做地下事情时，谢飞就听人说过刘少奇。宣传部部长徐大红告诉她，中国农夫勾当的著名领袖是毛泽东，工人活动的著名领袖是李立三和刘少奇。

1932年谢飞归国，1934年到江西苏区，在开大会时，见过刘少奇，但离得远远的。长征途中，她又听了一次刘少奇的讲述，但颇不以为然。她与邓发的爱人陈慧清说：“这私家讲话可重复了，反复好屡次。”陈说：“人家是工人流动首脑，讲话反复几句算什么?”不久，谢飞在急行军中有些吃不用，约了别的三个女赤军，找到卖力后勤的刘少奇，要求给一个民夫挑行李。这一次她与少奇是“既碰头，又谈话了”谢飞语。


到了瓦窑堡，谢飞的工农搜查部与刘少奇的工会工作相关，联系自然多，讨教自然多，争论自然多。刘少奇对这个快言快语的渔工女儿有了好感。邓颖超因利乘便，拉拢成功。其后，出了问题，也很好明了。谢飞那样的性格，可以或许历久忍受白区事情所划定的，她只能是个家庭妇女的身份吗?她那样老的工作资历，能够永久甘于只在刘少奇身边，干些收收文件、发发信函的事吗?本性与奇迹心都使得谢飞不能不飞，不能不本身飞。

她在刘少奇取得开创华北按照地的光辉业绩之后，拒绝与刘少奇同往新的征途。斗嘴未决，少奇只得以机关向导人的身份下呼吁。深谙白区与赤军严酷纪律的她，未必无怨地听从了，但又是妻子又做下级的一口吻，到了延安仍未消，便主动要求进了马列主义学院，加油充电。今后，再也没有回刘少奇身边。可是，即使在少奇身后，谢飞接管采访与写文章，如故始终不渝地高度赞美着刘少奇的革命精神与品德魅力，其情动人。

第四次婚姻　王前

刘少奇与王前世有一子一女。这次婚姻无疑是一次悲剧。个中是非，也无多少神秘之处。一个修建工人与一个售货员的家庭故事，同样大概在一个党的领袖与一个新四军护士的家里发生。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婚变被江青操纵，畸形曝光，成为严肃贬损刘少奇人格形象的一个源头。当江青与王前出于不同的用心，又一同唆使已经成年的女儿作践刘少奇之后，刘曾忿忿地说过，在他生平傍边，对他身心酸害最多、最深的就是这个曾任他妻子的人了王前与刘少奇所生的女儿，写了那张糟糕的大字报，得到的回报，是一个本身的人品也遭到贬损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分。

刘少奇与王前离婚前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本身带着后世。人们时常见到吃饭的时候，刘少奇端着大碗，轮替向女儿、儿子两张圆圆的小嘴里，一勺一勺喂食的情景。如许长大的女儿，是不行能不知道她父亲的真正形象的。那张大字报贴出后不久，她便再次倒戈，彻底走上了一条逃避谁人时代的道路。“文革”未尽的悲剧在她与她生母，在她与她所有的亲人之间，生怕将是永久绵延下去的浓浓阴影。

第五次婚姻　王健

比刘少奇大一轮的朱德是中共党内名副实在的敦朴长者。他与夫人康克清出于关爱少奇，并基于王前的情况，一心想为刘少奇找一私家品贤淑、禀性娴静的同伙，使少奇的子女有所依，身段有所养，“后方”有所安。恰巧，在他们身边的事情职员中，就有那么一位，这便是王健。

第六次婚姻 王光美

王光美完全可以有一本属于她本身的厚厚的大书，她的家庭传奇与她本人斑斓、曲折的生活过程，能够全部讲述的话，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在上高中时，她是著名北平的“数学三王”中的女王;杨振宁、李政道、邓昌黎、吴剑雄，都是她十分熟悉的学长、师友，至今她的女儿玩笑地说，她与中国的诺贝尔奖金有缘;当她的四妹、五妹都投身革命，到场了共产党时，她仍在信奉“科学救国”;在有时被北平地下结构举荐，成为“军调小组”中共方面的英语翻译时，她仍抱着借机进步口语程度，为去美国修业打下底子的念头;“军调”事业夭折，一方面为逃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一方面因与共产党员共事产生进一步体会这个党的乐趣，她到了延安;由于她的拿手，她被铺排在中心军委外事部门;由于工作性质，她不难见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她在王健之前就熟悉刘少奇，在王健之后也听女友议论过刘少奇的不幸婚姻，但这完好尚与她无关，她该干什么干什么，仅介入晋绥土改，一去就是一年多;也就是在土改傍边，她的科学梦想与美国梦想，才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替代。

刘少奇简历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同志的光辉业绩、崇高风范、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以上为你介绍的是伟大领袖刘少奇的9个老婆姓名与简介,以及刘少奇简历,他一共生育了9个子女~


刘少奇，你不让别人生，你怎么生那么多呢？

毛泽东强烈反对计划生育：有人就能造出“人间奇迹”(4)--文史--人民网

　　毛泽东说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人多力量大”的著名观点，指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回顾毛泽东的人口思想，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民为贵和人定胜天。在写于1949年9月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他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建设时期的毛泽东依然高度重视人的因素和作用。

　　1956年，毛泽东说：“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毛泽东还说：“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对周恩来等人从1956年以来“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了中央会议，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们都被发动起来。举国上下的高昂情绪，又激发和感染了毛泽东。4月15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一个月后，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毛泽东批判了党内外“反冒进”主张的理论依据——马寅初先生按比例发展的“综合平衡论”，“新人口论”则是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庆祝大会上，陈伯达到会突然发难，说：“马老要作检讨。”5天后，《光明日报》等紧跟其上，掀起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和经济理论的高潮。7月1日康生到北大作报告，说批判马寅初是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发动的，阴阳怪气地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冷眼相对的马寅初最后则大声反驳：“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至此，矛盾公开并激化。当时，全国到处宣传毛主席“人多是好事”的观点。

　1959年后中苏关系破裂，全党全国开展“批修运动”并准备打世界大战，甚至声称6亿人口死三分之一仍然是大国，既然要打仗，人多就是重要资源和实力。马寅初主张节制生育的人口理论更是垃圾。

可是马寅初这个臭不要脸的！仗着有共济会大师周恩来撑腰，说“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
1958年夏到1959年春，马寅初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深入浙江、江西、广东等8个省区实地考察调研工农业生产和人口状况。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恩来劝马寅初从大局出发，写个检讨。在对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梳理过后，马寅初在文章里写道：“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好拒绝检讨。”1959年11月，马寅初给《新建设》送去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在文章的第五部分“附带声明”中，庄严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表态赞成节育。但是毛泽东把他们强压下去。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党外人士，听取他们对“大跃进”的意见。为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而担忧的邵力子，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抓住时间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泽东支持节育，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又应付了一句:“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大跃进”口号，毛主席说：“现在看起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

1958年2月，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马寅初和邵力子两位先生再次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但已经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合拍”。毛主席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四菜一汤

是啊，回族马寅初和满族田雪原，两个异族，率先提出了对汉族婴儿进行屠杀。

其实，即使是在毛时代，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是一直在下降的。在那个年底全世界都在疯狂造人，美国就有婴儿潮一代之说，中国人造人的速度相对整个世界来说还是算慢的了。

全世界人口都在急速增长，都不嫌快，只有中国政府嫌人口增长太快了，这不是一件怪事么？

科技的突破首先是需要人口数量的基数，如英国科技的突破，当年是以英国绝对的人口优势造成的。

人不是只用来干农活的，说科技发展了，不用那么多人种地了，说这话的人只知道种地。
可是啊，科研，这是最耗费人的，一个国家需要相当大的人口基数才出生一个顶尖的科技人才。
然后是战争，这也是非常耗费人的，巨大的风险始终存在，要提高国家民族的抗风险能力，巨大的人口基数是必要的。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

　　“百年前有一个英国学者，叫做马尔萨斯，他因为忧世界上的人口太多，供给的物产有限，主张减少人口。曾创立一种学说，谓：‘人口增加是几何级数，物产增加是数学级数。’法国人因为讲究快乐，合他们的心理，便极欢迎马氏的学说，主张男子不负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们所用减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这种种自然方法，并且用许多人为的方法。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马寅初的二奶只有十三岁！

1917年，马寅初包了嵊县一位叫王仲贞的姑娘。王仲贞生于1904年（注：也就是说，这时，王仲贞年仅13岁，跟马寅初的大女儿一样，正好都是 1904年生），比马寅初小22岁（注：这时，马寅初35岁。比王大22岁），年少漂亮，有小学文化程度。此后，马寅初将王仲贞、张团妹先后接到北平。从此，马寅初的家里就有大奶和二奶。
　　马寅初外出度假总是让两位女人同往，在家闲暇时，也常是由两位女人陪他在庭院小路花丛中散步。张团妹和王仲贞之间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彼此互相关心、体贴照顾。张团妹与马寅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这样他们婚后除了一个儿子夭折外，共有三个女儿。王仲贞和马寅初婚后，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马寅初和他的两位妻子共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是拥有七个孩子的多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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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还有脸谈计划生育。


马寅初是回族,他可是回族满族等民族的大英雄啊!把汉族全节扎了,少数民族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要把汉族灭种吗?试想如果哪一天民族人口比列发生了倒转(对少数民族的生育不加节制,对汉人强行控制生育.这一天总会来到的)那会是什么样子?社会大动荡，汉族大灭绝，大战乱。


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60号决议“防止和惩罚种族灭绝罪行的决议”。这个决议今天是国际法的一部分，是纽伦堡法庭的基础。其第二条定义种族灭绝如下：
以完全或部分地消灭一个国家的、种族的、人种的或宗教的人群所犯下的以下一个或多个罪行：
杀死这个人群的成员
严重摧残这个人群的成员的身心健康
以完全或部分消灭这个人群为目的，蓄意对这个人群强加的生活环境
强制的禁止生育
强制让另一个人群来抚养这个人群的儿童

看一篇文章，看出谁是民族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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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


一、计划生育的提出（1953～1961年）

（一）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提出
1953年8月，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指示卫生部改变限制节育的态度和做法，帮助群众节育，并且批准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
邓小平同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提出和倡导节制生育的。
随后于1954年12月，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在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召开的节育问题座谈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反对的理由都不能成立”。
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
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阐述节育问题。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多次讲话中，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中国人口发展现状，阐述了人口要有计划地增长的思想，指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方针、原则，指明了开展计划生育的基本途径（但是毛主席是要计划增长）。②
1957年10月我国正式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二十九条提出，要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这对于在全国城乡开展这项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节育活动的初步开展 避孕节育在6O年代以前只搞口头宣传，不作公开宣传，很多群众不知道。1965年8月，卫生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形势发展需要，发出《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提出避孕节育要改变过去的做法，进行广泛的公开宣传。从此，各地卫生部门在妇联、工会等群众团体的协同下，对城乡居民、机关干部、工人和学校教职员广泛宣传避孕科学知识，进行避孕方法和节育技术指导，设立避孕指导门诊，训练避孕宣传骨干和技术人员，出版避孕常识小册子、图片、幻灯片等，同时加强了避孕药具的供应和质量检查。一些大城市还举办了避孕展览会，扩大了避孕指导门诊点和避孕药具销售点。与此同时，卫生部门简化了做人工流产和“结扎”手术的手续。这时，节制生育的群众活动已在国内一些地区初步展开，有些地区还抓了计划生育试点工作。 这一时期，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医学家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参加座谈讨论，阐述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提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推行避孕节育的途径和建议。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的《新人口论》等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和讲话。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人口理论观点，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主张和建议，受到当时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

（三）指导思想的反复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起步不久就由于对人口问题的指导思想出现反复而遇到挫折。首先，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关于控制人口的主张，被当作马尔萨斯主义遭到围攻和批判。1959～1961年，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人口增长陷于停滞。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生育工作自然地被搁置下来，广大群众的生育仍处于自发状态。

二、计划生育的实行（1962～1970年）

（一）重新提倡计划生育 为克服“大跃进”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带来的严重困难，党和政府从1960年冬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自1962年起，工农业生产开始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人民物质生活和营养状况的改善以及社会和家庭正常生活秩序的恢复，结婚生育人数大幅度上升，人口变动迅速走出低谷，开始猛增。同1959年初婚妇女数339.2万人相比，1961至1963年初婚妇女数增至467.6万人、577.4万人和507.9万人，比1959年分别增加了37.9％、70.2％和49.7％；同时还有一些因过去生活困难未生孩子的已婚育龄妇女进行补偿性生育。因此，从1962年起出现了全国性的生育高峰，人口出生率从1957年的34.03‰升至1962年的37.01‰，1963年进一步达到43.37‰。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57年的23.23‰升至1962年的26.99‰和1963年的33.33‰。1964年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总数已达到72307万人，其中大陆人口达到69458万人，已接近7亿。

人口的急剧回升和膨胀再度引起党和政府对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的重视。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重申要重视和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指示》首先针对干部中存在的认识问题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决不能把我国提倡节制生育，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混为一谈。”《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这一工作列为议事日程之一，定期进行讨论和检查；有关各部门和群众团体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做好宣传教育、技术指导、药物生产、供应和科学研究等项工作。中央的这一指示重新表达了党和政府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视和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决心。 在这一期间，周恩来同志在他的许多报告和讲话中，阐述了实行晚婚和节育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科学技术、教育、体育事业和提高群众健康水平的重要意义；指出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给予优待的政策；强调计划生育要自觉自愿，绝对不能强迫命令。①周恩来的这些重要指示，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认识水平，指导计划生育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开展。

（二）加强对计划生育的组织领导 建立计划生育专门机构，实施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组织领导，是这一时期区别于以前的一个显著特点。1964年1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卫生部妇幼卫生司负责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此后各直辖市和多数省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并在卫生部门专设办公室，配置了专职干部；部分市、地、县也设置了相应机构和人员。同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计划生育专业组，统一组织协调全国的计划生育科学研究工作。为从经费上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1964年4月，国务院决定在国家预算科目中增设“计划生育支出”一款，列在卫生部卫生事业费项目中，专款专用。 专门机构的建立使计划生育的各项工作有了较快的进展。首先是着重抓了计划生育先进地区的经验总结、交流和推广工作。当时的先进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是：领导重视，把宣传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坚持说服教育和群众自愿的原则，辅之以必要的奖励措施，从而使计划生育逐步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次，在生育政策方面，虽然当时全国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有些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对男女晚婚年龄、生育间隔时间和生育子女数量提出了指导性的具体要求。

（三）以城市为重点的计划生育的开展 1963年10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把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列为会议主要内容之一。此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以城市为重点逐步开展起来。在1963年以前，城市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历年都高于县。1954～1958年，城市出生率年平均为39.80‰，县为33.34‰；城市自然增长率年平均为31.30‰，县为20‰。但以1964年为转折点，此后城市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历年都低于县，而且城乡差距不断扩大。1964～1966年，城市出生率递减至32.17‰、26.59‰和20.85‰，县出生率则高达40.27‰、39.53‰和36.71‰；城市自然增长率降至24.90‰、20.90‰和15.26‰，县则高达28.10‰、29.47‰和27.24‰。城镇的总和生育率，1954～1958年平均为5.58，1964～1966年即已降至4.40、3.75和3.10。当然，城市人口控制工作所以取得进展，不仅是由于抓了计划生育工作，而且也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有一定 的联系。 这一时期在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除个别地区外，尚未开展计划生育，人口继续迅速增长，因而反映全国人口生育水平的指标，这时不但没有随着城市生育率的下降而下降，反而继续在高位运行。全国的人口出生率，1954～1958年的年平均值为33.14‰，1964～1966年分别升至39.14‰、37.88‰和35.05‰；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则由21.22‰分别升至27.64‰、28.38‰和26.22‰。全国的总和生育率，1954～1958年平均值为6.1，1964～1966年分别为6.18、6.08和6.26，仍然保持了50年代中期的高生育水平。这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国家里，要想真正取得控制人口的实效，除城市外，还必须把农村的计划生育普遍搞起来。1965～1966年，毛泽东同志意识到这一点，并多次提出：“计划生育必须在抓城市的同时，以抓农村为重点。”

（四）“文化大革命”对计划生育的干扰 正当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在城市取得进展并向广大农村推行的时候，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使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干扰和破坏。刚建立不久的计划生育机构同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一起，受到普遍冲缺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作被迫中断。 这次干扰不但使得本来有可能抑制住人口高速增长的努力落空，而且使人口膨胀来得更加迅猛。这一时期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受阻，使得1962年开始的全国出生人口高峰一直持续下去，出生率连续14年保持在23‰以上（其中大多数年份在33‰以上）。由于这次生育高峰的峰值高、峰期长，致使后来虽然采取了严格控制的措施，也难以克服其巨大惯性作用的影响，给以后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严重困难。

四菜一汤

三、计划生育的全面开展（1971～1978）

（一）决心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我国人口也在无政府状态下急剧膨胀，促使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越来越成为国家当务之急的紧迫课题。为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1971年2月，周恩来指示参加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人员留下来，专门讨论计划生育问题。他说：“人口增长太快对国家计划不利，把计划生育搞好是大事，请同志们研究一个切实、有效的办法，我们的旧思想要扭转，认识要跟上。”①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由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向国务院送交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并得到国务院批转。报告确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口增长指标，提出了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几项主要措施：①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宣传晚婚、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做到家喻户晓。通过宣传，教育群众， 肃清封建思想残余，树立以晚婚、计划生育为荣的新风尚，使之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卫生部门要在现有编制内设一个小的办事机构。各部门都要互相配合，密切协作，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发动群众，抓好典型，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③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和农村巡回医疗队，都要积极宣传计划生育知识，做好技术指导，提高节育手术质量，在人口稀少或少数民族地区，对有节育要求的，也要做好计划生育的技术指导工作。④加强避孕药品和器械的研究、生产和供应工作。积极组织口服避孕药和避孕用具的供应，重点放到农村，落实到人，方便群众。这一文件是国务院决心克服生育无政府状态，实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具体部署，也是70年代在我国全面开展计划生育的新起点。1973年，周恩来同志又提出：人口增长要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1974年底，毛泽东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出了“人口非控制不行”①的重要批示，进一步指导和推动了全国城乡的计划生育工作。 为适应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的需要，1973年7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8年6月，国务院对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进行调整、充实和加强。新的领导小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强调指出：计划生育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关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到共产主义事业前途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必须抓紧抓好。会议提出：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和健全各级计划生育工作班子，配备好基层单位计划生育专职人员；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解决好有关计划生育的各项政策。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将控制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家计划，制订了生育政策，并将计划生育列入国家的根本大法。 早在1970年，周恩来就指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②事过三年，根据他的指示，在1973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终于将人口指标第一次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随后，于同年底，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上，国家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1978年，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国家又提出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新的生育政策，表明要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的态度。1978年3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把计划生育纳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实现有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二）计划生育在城乡广泛开展 把计划生育普遍推行到广大农村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60年代，我国的计划生育以城市为主，农村主要是在城市郊区和少数人口稠密的县有所开展。进入70年代以后，党和政府提出，要在城乡人民中大力宣传和提倡计划生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四五”计划中的人口指标也按城市和农村分别列出。避孕药具的供应工作开始把重点放到农村。各省、直辖市的计划生育工作部门都把抓农村和基层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因而出现了一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典型。在农村逐渐形成了以赤脚医生、妇女主任和“大嫂子队长”为骨干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队伍。当时的公社卫生院大都培训了能做简易节育手术的医务人员。国家为一大批卫生院装备了放、取宫内节育器和做人工流产术所需的器械。各城市还组织了大批医疗小分队下乡开展节育知识 宣传、技术指导等活动。 由于采取了上述各项措施，这一时期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收到明显效果。人口出生率从1971年的31.86‰降至1978年的18.91‰。自然增长率同期由24.29‰降至12.49‰，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由6.01降至2.97。不过，这一时期各地工作进展并不平衡，仍有不少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尚未开展起来。

（三）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开始复苏 70年代中期，随着计划生育工作发展的需要，人口理论研究开始恢复。1976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整理印发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人口问题的论述。1977年，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大军区举办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学习班。一些高等院校、中共党校、社会科学院陆续设置了人口研究机构，配合计划生育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撰写出版人口理论的知识读物，对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1978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与此同时，在群众中也加强了人口理论的宣传教育，人口理论列入了中共党校学习内容，部分中学增设了青春期生理卫生和晚婚节育课。

四、计划生育发展的新阶段（1979年至今）

（一）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也给计划生育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使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深刻而明确地指出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同年，他在同一位外宾谈话时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①这一人均目标的确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的原理，深化了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极大地提高了各级领导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明确指出：“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带头响应国家的号召、积极地、耐心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1982年，中共 十二大报告正式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底，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同时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并把计划生育列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的行政工作之一。在这之前，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规定的结婚最低的年龄，比原婚姻法规定男女各提高两岁。同时还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晚婚晚育应予鼓励，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以及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患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者禁止结婚。《宪法》和《婚姻法》中的这些规定，从法律上确立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国策地位，把实行计划生育提到了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的高度。 1979年以来，鉴于人口问题的日益严重和紧迫，党和政府采取了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方针和政策。该年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1980年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的讲话中提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中国的人口政策概括为“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明确了计划生育工作的范围，根据这一政策提出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要求，取代了70年代“晚、稀、少”的提法。 这一时期，根据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情况对照顾生两个孩子的条件作了具体规定。实践表明，这些规定凡符合中央政策和当地实际情况并且坚持下去的，都收到了良好效果。但也曾出现过两种倾向：一是忽视农村某些家庭存在的实际困难，照顾生二胎的面过紧过严，因而与群众关系比较紧张。二是脱离中央总的政策要求，放松了计划生育工作，因而出现生育上的放任自流现象。中央及时地纠正了这两种偏向，在1986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和199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进一步重申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并且作出了“统一思想，稳定政策，抓紧工作”的重要指示。

（二）符合国情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自1991～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已连续8年召开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从1997年开始，会议改为计划生育与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每次会议都由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领导出席，江泽民总书记等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这一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为计划生育工作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决定、指示，召开多次会议，进一步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这一时期，在邓小平人口思想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和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生育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平稳渡过了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这就是坚持“三不变”，落实“三为主”，推行“三结合”，实现“两个转变”，达到“一个目标”。 在此期间，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强了计划生育法制建设；制定了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人口规划，提高了统计工作水平，推广了计算机技术的应用；逐步建立完善了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计划生育网络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队伍、技术队伍和以计划生育协会为主体的群众工作队伍；切实加强了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把宣传教育和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寓宣传于服务之中；初步形成了布局较为合理的计划生育科研系、方法多样的避孕节育技术和品种齐全的避孕药具系列，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国家科技攻关成果。 在此期间，我国的人口科学研究也蓬勃发展，人口学的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队伍不断扩大，人口学著作和刊物大量出版发行，全国和地区的人口科学讨论会不断举行，国际间人口学学术交往活动日益频繁，人口科学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

四菜一汤

还有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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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计划生育是如何提出的，马寅初先生又是怎样遭到错误批判的，近些年来，报刊上时有文章谈及。可见这是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只是其中有不少是误传。

首先，关于计划生育的提出。作者认为是马寅初首先提出。这不符合事实。1991年5月号《新闻三味》曾发表拙文《是谁最早在全国提倡计划生育的》，这篇文章是根据我自己耳闻目睹情况写的。我认为，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

文章中提到，早在1953年8月，政务院就指示中央卫生部帮助群众节育，并且批准了中央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见1957年3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应该适度地节制生育》）。

然而，影响巨大、且大张旗鼓进行的是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委员长提出，最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其他几位同志议了一下，大家一致认为中国需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那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作为记者，我参加了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目睹了会上发言争先恐后的热烈情景。常委们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个节育号召，并且从国家、个人、社会等角度阐明节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应注意的问题，对避孕具体措施也提出不少建议。在会上发言最积极的，要算邵力子和马寅初。会议开了一整天。可是，由于这是一件大事，需要党内党外充分酝酿，所以这次会议没有公开报道。

此后一系列有关“节育”活动，都是公开报道的。

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召集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部、商业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等单位负责人座谈关于节制生育问题。他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提倡节育》的总结讲话，“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见《刘少奇选集》下卷）

会后，国务院第二办公室指定有关部门负责人组织了节育问题的研究小组，提出了开展工作的一些办法。那时说的“节制生育”后来逐渐演变成“计划生育”。1955年，是节育宣传深入实施的一年。它引起社会广泛的兴趣。1957年3月5日《人民日报》的题为《应该适度地节制生育》的社论说：“近几年来，我国广大的企业职工和机关工作人员，迫切地要求卫生行政部门帮助他们节制生育，许多农民也开始提出了这个要求。党和政府是支持人民群众的这个要求的。”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又一次说明应该“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

同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做报告时说：“昨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我觉得甚至提倡晚婚也是有好处的。”（《周恩来选集》下卷）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关于中国人口应的计划地控制生育的指示。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听到了这一指示。这个指示在当时影响是巨大的。

同年8月2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以题为《必须提倡节制生育》的发言说，“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他提出，避孕药和工具还可以再降价，甚至可以白送。准备一年贴几千万。（《陈云文选》1956—一1985年）

上述情况表明，《团结报》文章的这一说法是不够确切的：“他（马寅初）的这一见解（节制生育）第一次在1955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浙江小组会上提出后，引起很大反响。”“1957年春天……，马寅初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他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周恩来、刘少奇也发言，表示赞同马寅初的意见”。

其次，把马寅初挨批简单说成是由于他提倡计划生育（其他报刊有关文章普遍这么看）或他认为中国人口多了，“向外发展”会影响“和平共处”而引起的，这也有欠公允。因为，在批他之前、之间和之后，全国一直在开展节育（计划生育）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抓得还不够有力，不够彻底。

关于在全国进行的节育实际工作，可以从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于1956、1957年先后在全国政协第二、第三届会议上所作的介绍全国开展节育工作情况的发言中看出，《人民日报》对之作了报道。她说，卫生部在1956年8月发出的“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中，明确地要求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均须负责避孕技术指导工作。不少地方已根据这一指示做了不少工作。

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钟惠澜和邓季惺也分别以《必须有计划地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符合社会主义利益》为题作了发言。在这个时期的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李德全、马寅初、邵力子及其他人也都曾就此问题发言，或介绍情况，或提出建议。他们的发言，《人民日报》都曾发表或报道。

1956年11月下旬，全国妇联在京召开卫生工作座谈会，讨论继续向人民群众适当宣传避孕的意义和方法，进一步开展避孕工作。1957年2月23日《中国青年报》社召开了迟婚节育问题的座谈会。同年3月31日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璋宣布，中华医学会总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这个指委会由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担任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邵力子、马寅初应邀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就控制人口和节育方面的问题发表了意见。

至于在全国各个地方，计划生育工作也照样进行，从未停止。这有中央和和地报刊的报道为证。

马寅初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是一篇系统阐述人口问题、颇有见地的杰作。1958年5月8日开始对他进行批判，自然是错误的。这是康生发动而被周恩来问题制止的。我曾在《＜新人口论＞被批前前后后》（刊于1990年7月号《新闻三昧》）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细谈了。

《团结报》1994.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