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摩罗的‘第四天’占擂

语境之外

    《中国站起来》一文中说了四句话  

                    作者：摩罗

    《中国站起来》分《崩溃》《呐喊》《崛起》三部分，每个部分说了一句话。

    《崩溃》篇说，一个人被强盗打翻在地，三天三夜爬不起来，第一天他充满了对于强盗的义愤感，第二天他还在寻找自强之路，可是第三天还无法爬起来，他感到绝望了，于是他不再谴责强盗，转而抱怨自己不争气，对自己从力气到道德到性格到祖宗十八代的历史，进行全面的否定，进而批判自己的劣根性。林则徐是第一天，康有为梁启超是第二天，鲁迅胡适蔡元培是第三天。

    《呐喊》篇说，虽然各国各族都有自己的性格特征，但是中国并没有一种超出人性之外的、在道德上处于其他民族之下的独特的劣根性。殖民国家和霸权国家也没有一种超乎他人之上的优根性。世界上只有一种人类，只有一种人性。中国人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借用西方人的话说，在“罪性”面前人人平等。借用老愚先生的话说，在“不道德”面前人人平等。

    《崛起》篇说，当今的国际社会是由西方人以西方的利益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治空间，中国已经被纳入这个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的空间，在这里既需要跟他者相互合作、更需要跟他者相互博弈。中国人应该摆脱劣根性的自卑体验，挺直腰板子，光明正大地跟殖民国家和强权国家争权夺利，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如果我们过于自卑、怯懦，过于看重别人制定的不公平规则而不看重自己的利益，我们就要吃大亏，中国劳动阶层就要成为杨白劳。千万不要像当年将满族人豢养成八旗子弟那样，再一次将整个西方世界豢养成八旗子弟。

    全书概括起来也可以说只有一句话：中国已经进入第四天，应该从近代史的失败悲情中走出来，学会跟殖民国家和强权国家平等地相处、坚韧地博弈，要以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和民间文化资源作为博弈的力量来源。最为关键的是，要让国内劳动阶层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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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便知：摩罗在上文中谈到的第一到第四天，记录了中华民族遭际西方列强时的心理演变与文化心路 。第一天国人对于强盗义愤填膺，第二天国人试图寻找自强之路，第三天从绝望到抱怨，再到对自己劣根性的批判、对自己历史的全面否定。

   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跳出了从前西方那种优胜劣汰劣的审度模式，转而从民族平等和在国际社会争取自己国家利益的正常心态评价自己、看待世界。因而不是否定自己文化类群的历史文化，而是以一种自信心态，倡导人们启动自己国家传统和民间的丰富文化资源。这样，摩罗先生便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上超越了以往经历的三种文化心路：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第四天，应该从近代史的失败悲情中走出来，学会跟殖民国家和强权国家平等地相处、坚韧地博弈，要以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和民间文化资源作为博弈的力量来源。最为关键的是，要让国内劳动阶层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尽管摩罗先生还在陈述历史，陈述中华民族遭受内忧外患的成长史。但这种陈述，完全是在中华民族与世界列强命运交割中来省思自身成长的。正因为此，才有了中华民族‘已经进入第四天’的逻辑推论。才拥有了面对世界的全新发展视野和这一视野下国人真正关心的紧迫问题！

   谁能想到，仅仅一个《中国站起来》，一个极为客观的文化反思，竟能引发网络如此轩然大波，遭际如此政治用心与非难，甚至不惜同朋友绝交。笔者以为，出现这等见怪不怪的文化现象，皆因人们习惯了一种既定思维模式下的文化语境，一种西方一切优等，国人统统劣根的文化语境！

    这些人大都是从世界表象对他们先入为主的逻辑印证出发，从主观随意的自由意识出发。其结果只有一个：我说是啥就是啥——不是民主了吗？如果不赞同，那就搞公投，除此别无它途。倘若再不赞同，他们立马跑到另一极端——把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母国臭骂为专制。。。。

   真不知道，这种在意识上采取如此简单、极端的思维方式（语境）该如何了解全球一体化历史进程，如何把握自己文化类群的前途与命运。尽管他们对自己文化母国无所不用及其、竭尽摸黑扼杀之能是，但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当你把他逼到思维方式之绝境，肯定亮出西方全球战略的洋奴底牌。

    他们根本不知，在西方全盘战略的算盘之外，还有另一种全球一体化进程：它是经由所有民族国家按照把握自己命运的市场-文化运作的方式来构成。——————这一点，对那些主张宪政民主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因为它侵害了西方主子的全球战略，它保护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争取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合法权益！

    毫不客气地说， 站在‘第四天’发展的当口上，中国社会最最需要的，不是借助外部势力和话语权，刻意追求捣毁中国文化及其发展历史的政治清算与民主追求，而是面向未来的直历史直观：是那种把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放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之中的历史直观，也是在更大发展视域之中（全球一体化范围）基于我们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直观，更是在这一发展视域内——对于我们民族国家发展走向做出清醒判断的历史直观。

    它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与世界接轨、处在历史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她从何而来？向何而去？她在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需要怎样的市场结构地位？如何在这种发展定位和运行机制中改造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在这种发展视野下，我们能够很清醒地知道：

    1.无论社会怎样变革，中国社会五千年发展历史及其优秀文化不能丢。丢了它——我们得以立足世界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心性便彻底崩塌。

    2.为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在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承接关系中来完成。否则，由此产生的剧烈社会动荡（传统与现代的相互抵触、无法相融的社会矛盾）足以消弭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3.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必须确立在与世界接轨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之上。因此，若想不被称霸全球的西方发展战略所排斥，就必须确立自己文化类群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不具有这样的战略思想和头脑，我们所做出的任何努力和发展都将是无益的！

    4.面临如此艰巨的历史重任和发展要求，再不能用过去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意识、行为规范来看待世界和改造世界。处在历史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它的社会变革进程——必须是在他们类群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主体）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发展性构造中（实践文化中）来完成。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逻辑端口。在我看来，处在全球一体化历史进程之中的“民族国家-类群文化整体”刚好需要这样一个逻辑端口。就是说，只有把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民族国家-类群文化整体，统统视为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并在这种存在方式基础上（价值认同基础上）看待世界、发展世界——目下许多看似十分复杂、令人头痛的问题，才会因此变得相对简单。譬如民族国家的独立性，类群文化的多元性，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主体性，及其作为天然的市场载体-文化主体的合法性，都将在这个逻辑当口找到它符合历史进程的逻辑证明。

    进一步说，当着世界变化不再受我们的观念意识所摆布（譬如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应对策略），如何学会从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看待某一国家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发展定位，从中廓清我们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全貌，选择我们斡旋自己历史命运的实践文化，抛弃左左右右沉埋于各种政治表象的耿耿于怀——就变得十分紧迫了！

    与之相比，以往那种以思想者个人开创的思想意识、观念哲学，只是把如此浩繁的世界作为一个外在于我的对象来认知，而不会把自己民族国家-类群文化整体作为直观世界的发展之域和逻辑载体。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当口上，由此产生的自我意识、人为情节，无法同当今世界发生任何有意义的作用和联系。就仿佛宣布了人的自我意识不在场：但凡不能站在自己文化类群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角度分析事物、看待问题，均被视为逻辑无效！

    这个时候，最有资格替代自我意识、取代以往哲学思维的，自然要从自己民族国家-文化类群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出发。因此，不是什么宪政民主，而是如何打造最有生命力、最具文化包容性的实践文化，才是当今世界所有民族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性课题！

    在这里，有驻留人类共同命运的生命家园；在这里，有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发展视域！

语境之外

    一种观念是否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否保障国泰民安、人性丰满与充实，不在于它是否得到众多他者所认同，是否被目下的话语权所肯定，而在于它是否符合历史，是否按照人之为人的（变换自然的）社会方式改变自己文化类群的命运和人类发展的历史。

    或许由于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缘故，人们总是天真地以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泰民安’、‘人性丰满与充实’——不属理性认知的话题，而是理当如此的社会本然。这样，就把关涉整个人类命运的发展性问题，作为无需赘言、无关宏旨的对象，排除在人们思维理性的语境之外。

    于是，在个体认知理性的视域内，只剩下可以被认知者思维理性所验明的十分有限的事物和命题。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在关乎他们具体命运的这些问题上达到通约共识，人类的一切事物就统统好办了！

    这就构成一种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思想者既要关注被所有个体通约共识的个人命运，又要把给定这种命运的发展性问题——具体道路和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实践文化——排除在外。

    在他们看来，那些承载着所有生命个体现实命运的社会存在、人类历史及其实践文化，对于个体的理性认知实在是‘大而不当’、‘太过遥远’，根本不属人类通约共识的文化范畴；人类通约共识的范畴，只能限定在他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只能在认知个体的理性范畴来达成。就仿佛是说：人只是认识的动物，而不是自己文化类群在他们共同实践文化中相互创造的产物。

    在他们看来，自己文化类群改变社会命运的实践文化，已然超出个体理性认知的可能范畴，因而无法作为人们感性基础上的认知理性——便于人们驾驭和掌控。于是乎：既然人们对此无法驾驭和掌控，我们凭什么以它为标识统观我们的命运和理性呢？！与之相关的质疑是：既然它属于个体不可认知之域，人们又该如何在此达到通约共识、追求真理呢？！

    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超出人们日常语境的发展现实。她需要与世界独处的全新文化语境。因此，我们必须采用一种与时代发展相适合的观念方式，必须超越个体意识的体认视野、文化局限，站在历史经由现实引申至未来的发展性视域 ，学会从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所有文化类群共同发展的角度出发，重新认知被自我意识相互排斥的现实世界，重新构建达成人类通约共识的历史通道！

    毋庸置疑，欲学会面对这样的历史，就需要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认知方式和文化语境。而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对自己民族内忧外患发展历史的文化反思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两个条件：

    1.必须充分了解自己文化类群根在何处、命在何方；

    2.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与其他文化类群相融合，学习时代、创造未来。

    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语境，一种在构成自己文化类群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的现实基础上，以所有民族国家共同发展的市场化理念把世界上所有民族国家的命运媾和一起的文化语境。这种文化语境，要求把自己国家中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整合在同以其他所有国家构成类属关系（而不是霸权关系）的全球经济生活之中！它显然不同于以往那种以思维个体为单元的文化认知语境，也不同于那种以对他国命运社会驾驭为目的的文化强权语境。

    那些主张去市场化、单纯以宪政民主拯救世界的人，通常采用前一种语境（个体认知的语境，和西方国家的霸权语境）。这种文化语境的‘优势’是：它尽可以在民主、自由、人权抽象认知的层面上，顺从人们个体认知的局限，激化人们对社会、对国家、对历史文化的深层积怨与不瞒；再配合以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外部干涉与话语权。客观地说，这是一种有着个体（趋利避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禀性作支撑、口惠而实不至的抽象认知语境，也是有着西方全球战略作支撑的（解构所有对其战略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的民族国家的）强势语境。这两种语境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西方国家在全球经济生活中推行霸权文化的政治基础。

    与之相比，后一种语境却是如此脆弱！ 脆弱到——哪怕你想把自己民族国家做大、做强，试图摆脱历史上曾经遭受的凌辱，强化自己文化类群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那些以个体认知语境看待世界的人，尽可以采用西方后工业社会特有的文化语境（民主、自由、人权——站着说话不腰疼），利用社会转型无法避免的资本（原始）积累、社会不适，以及权利与资本结合所造成的社会阵痛与腐败，轻易地整治自己的国家、政府和人民，破坏和瓦解自己文化类群的社会根基与历史文化！

    在这些人看来：不把这样的国家（对西方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从当下的市场经济打回十八世纪，不足以把握个体认知视野下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从两种文化语境的对比看，前一种文化语境有着强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只会保障邪恶的更加邪恶、无望的更加无望！它警示我们：倘若不是纳入全新的发展视野及其文化语境，我们的民族国家便会重遭西方殖民霸权之毒手，民族振兴复又变得没有希望！

    后一种文化语境预示着人类社会一种崭新的政治前途：它以所有民族国家共同参与全球经济生活、主宰自己历史命运的话语方式——向世界陈明：自由，是所有民族国家在作为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的实践文化基础上，而对自己文化类群发展命运的社会改造与文化选择。

语境之外

    重新建构人类达成通约共识的历史通道！

    或许由于人类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缘故，人们总是天真地以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泰民安’、‘人性丰满与充实’——不属理性认知的话题，而是理当如此的社会本然。这样，就把关涉整个人类命运的发展性问题，作为无需赘言、无关宏旨的对象，排除在人们思维理性的语境之外。

    于是，在个体认知理性的视域内，只剩下可以被认知者思维理性所验明的十分有限的事物和命题。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在关乎他们具体命运的这些问题上达到通约共识，人类的一切事物就统统好办了！这就构成一种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思想者既要关注被所有个体通约共识的个人命运，又要把给定这种命运的发展性问题——具体道路和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的实践文化——排除在外。

    在他们看来，那些承载着所有生命个体现实命运的社会存在、人类历史及其实践文化，对于个体的理性认知实在是‘大而不当’、‘太过遥远’，根本不属人类通约共识的文化范畴；人类通约共识的范畴，只能限定在他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只能在认知个体的理性范畴来达成。就仿佛是说：人只是认识的动物，而不是自己文化类群在他们共同实践文化中相互创造的产物。

    在他们看来，自己文化类群改变社会命运的实践文化，已然超出个体理性认知的可能范畴，因而无法作为人们感性基础上的认知理性——便于人们驾驭和掌控。于是乎：既然人们对此无法驾驭和掌控，我们凭什么以它为标识统观我们的命运和理性呢？！与之相关的质疑是：既然它属于个体不可认知之域，人们又该如何在此达到通约共识、追求真理呢？！

    进入‘第四天’的中国社会，人们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超出人们日常语境的发展历史。因此，我们必须采用一种与之适合的观念方式，必须学会站在人类共同发展的视域内，超越个体意识的体认视野、文化局限，从人类历史上所有民族国家、所有文化类群共同发展的角度出发，重新认知被自我意识相互排斥的现实世界，重新构建达成人类通约共识的历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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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践  文  化
   
    实践文化不是某些人，抱着某一局域性的社会追求，因而被其特定目标束缚了狭义实践。这种实践至多只能在其局域的范畴、局域的目标下创造出适合特定领域的知识，却不能将这类知识在自己文化类群中直接演绎成衔接你、我、他共同生产生活的社会生命文化。

    实践文化是某一文化类群在特定的经济时代所创造的文化，是他们/它们在与其他文化类群相互一道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的、延展自己社会生命状况的文化。

    实践文化具有其他实践不具备的三大特点：

    首先，实践文化的主体  是与那一经济时代生产生活运行方式相适合的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类群（乃至区域集团）。无论经济时代如何变化，人类的生产生活总是在自己文化类群历史发展的社会连续统中来运行。这就构成了不同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类群实践文化的独特性！

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
主要财富：是谷物、家禽      主要财富：尚待加工的原料      主要财富：     知识
生产地点：     田野             生产地点：        城镇             生产地点：   任何地方
创造财富条件：季节 天气     创造财富条件：资本 劳力       创造财富条件：网络智能
生活形态：    自给自足        生活形态： 按时间计量工效     生活形态：  信息高速公路

    其次，它是在与其他文化类群相互一道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的、最能延展自己社会生命状况的发展性文化。

    第三，它是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在全球一体化历史进程中，基于人类自身的历史同源性、彼此生命的社会同质性和各自历史文化的互补性——因而可以在他们相互一道的全球经济生活中从对象方面发现类属价值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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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 西楼望远 在2010-2-6 0:42:20的发言：

1.当你跨入第四天的时候，不必耻笑第一、二、三天的人，没有他们，你也进不了第四天；2.被打趴下而跪在别人面前与学习和研究对手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意志崩溃，后者是意志顽强，以图再战；3.想要“坚忍的博弈”要有足够的资本，资本没有积累充足就上场，就不是博弈了，是自杀；4.第三天很漫长，还不到进入第四天的时候，而且进入第四天前还要经历黑暗，如果真有心，应该研究如何渡过长夜，比如说国家遇到什么灾难之类的问题；5.第一、二、三天的先贤们是塑造我们现在的民族精神的大师。对于大师，不要轻易否定，尤其是拿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只是跟着感觉走的时候；6.想做新的大师，要吃透好几方面的学问，要有足以服人的学识和胸怀，不能光喊口号；7.现在是和平年代，不要轻易激发民族的愤怒，那也是一种资源浪费，否则到危难时就麻木了。如果真有忧患意识，坐下来研究点儿问题吧，现在呐喊太早了，浪费精力；8.中国现在不存在趴不趴、站不站的问题，是怎么干、如何干得好的问题；9.不要随意侮辱第一、二、三天的先贤们，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如果你要说他们跪在西方的脚下，那就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耻了。

    人类思维有个特点，总是站在当下历史的高度评价过去、反思历史。其目的只有一个：搞清自己民族发展的根在哪里，经历了哪些历程，有过怎样的教训，在这个基础上如何重新面对现实，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

    这种做法同那些不顾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一味把现在不言而喻的“道理”套用在自己民族的先民之上。特别是连他父母姊妹祖宗都难以容忍的政治洋奴——不分里外、不讲血缘、厌恶自己民族文化，不惜抓住自己民族的某些弱瑕、疵点，一味按照西方贬低殖民民族劣根性的政治口吻，百般挑刺、无限放大。这些宝贝的脑袋一定是被什么挤了。

    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一切都可以推倒从来，但说道“怎么来”，立马一派奴才相：规规矩矩趴在地上，任由西方霸权文化来宰割。什么民族气结、文化精神统统在他们那里给玩完！

    在我看来：站在“第四天”的发展视野上，一切传统文化都需要新的出场路径——不经过全面的社会文化改造，不足以重新出场！

    这里强调实践文化的用意，就是期望以市场-文化运作为基础（民族国家-文化类群恰恰是市场的载体和主体），干点与改变我们现实命运具体相关的实事儿。

    在市场经济如此宏大的关联全球经济生活的运行机制中，某人的现实命运与他的政治主张无关。更高超的政治谋略恰恰在某个国家对市场经济文化驾驭的社会能力。不信吗？那就研究一下老美(政治手段)——它可是不跟你单打一，只玩纯粹的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及其政治学。

    人家出牌一向是全盘出手：经济、金融、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知识产权、国际组织、传播媒体、双重标准、经济打劫、战争手术。。。。可谓无所不包。在如此庞大的运行机器面前，只要你没威胁到他们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布局，任凭你如何言论自由、疯狂叫嚣，都将无济于事。。。。这样的政治谋略——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借鉴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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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我看问题不只是看对方说些什么，而是把他所谈到的问题还原到历史进程之中，然后再看：他说些什么，是以怎样的口吻去说，最终的落脚点在哪里。

    历史进程我是这样还原的：“鲁迅、胡适、蔡元培、陈独秀对中华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与反思，是站在拯救自己民族的立场上，他们不满于广大民众压迫在“三座大山”之下的社会现状，才把思想的利剑刺向封建社会中各种缺少民族脊梁的懦夫与败类；才唤起民众打破闭关自守的思想牢笼，用西方科学、民主的先进思想攻它山之玉——拯救民族危亡；才把思想的矛头首先指向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殖民统治！”

    对摩罗和反摩罗的观点也是分别评价的：

    “摩罗只看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中国社会的西方语境，没有看到那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初衷（不满于三座大山的精神压迫）。”摩罗先生是站在当下的高度来反思（出发点），所以他得出：“中国已经进入第四天”的结论（落脚点），但他对鲁迅、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阐发各自思想的历史没有在文化思想上给与历史还原。这样，就犯了把目下人们生存视野下的文化语境，替代当时生存环境下的狭隘语境。

    那些反对摩罗的人们，“只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西方语境，而严重忽视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趁人之危大肆掠夺、欺压、凌辱自己民族现状的愤慨与抗争！他把中华民族的对三座大山的反抗与抗争理解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似乎早早依啦西方霸权及其殖民统治更合乎逻辑。”

    对于牵涉特定历史背景的文化思想之批驳，首要就是对当时文化思想给与历史还原。做不到这一点，所做评价便失去实质性意义，这是第一。

    第二，在陈诉历史和现实，应当采取不同文化语境，这两种语境又是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之中可以贯穿一起的发展式语境。而在那些人的批驳中只见到一种文化语境，抽去中国社会从五四到今天的发展历史（文化语境历史迁移的发展过程），只强调胡适所给定的语境：

    “在胡适看来，中国文化传统的积淀实在是太深了，如果不矫枉过正、不鼓吹全盘西化、不采用一些激烈的手段，就很可能在中国连一丝风都吹不起来。相反，你鼓吹一下全盘西化，刺激刺激国人的神经，倒可能引起国人震惊，最后能让国人学点东西。胡适认为，用不着害怕国人在“全盘西化”的口号下就把传统给丢了：传统，你想丢都丢不了。”

    也就是说，批驳摩罗观点的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大都落在这类文化语境之上。

    综上所述，不论是摩罗以现代文化语境替代以往历史发展的语境，还是抽去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历史变迁的过程，只强调“用不着害怕国人在‘全盘西化’的口号下就把传统给丢了：传统，你想丢都丢不了”的这类政治文化语境——————这两种情况，都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

    他们太重视自己所信奉的观念文化对当下中国历史转型期的政治影响，而恰恰将最能影响人们观念方式的决定性坚力量：一个民族在更大的社会历史氛围中改变自己社会历史命运的实践文化——抛之一边。他们共同的思想弊端是缺少对民族、对人类、对历史、对未来缺少必要的文化预设与历史前瞻。

     试想，中国知识分子绞杀在这样一种政治观念、思想文化的恶斗之中，又该怎样引导中国社会顺利渡过如此艰难的历史转型期？！

语境之外

   ‘进入第四天’的中国社会，不仅需要解决好传统与现代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更要在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基础上建立自主发展的全新文化语境。

    没有这后一条，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冲突也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

    可悲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构建这种文化语境的自觉意识，当着有人认定中国已经‘进入第四天’（中国站起来），甚至要以颇为‘理性’的口吻无限中伤、置人于死地。

    足见西式霸权文化语境，已经多么深地烙印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意识之中。

语境之外

    引用诗心在2010-2-22 15:08:14的发言

   摩罗的一些偏激也是有道理的。五四时期的风潮确实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所谓打到孔家店之类的。当时的人把三百多年积弊深重的满清统治，其腐朽及社会的败落归责到文化上，归咎到孔孟儒学上，好像是打到了孔家店，打到了中国文化，就是打到了腐朽的满清政府，他们是一致的。

    在这个气数已尽的旧朝代中寻求变革，若没有西方现代化的融入，中国可能还是一个朝代变更的现象，可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这种变化不但是社会的变革，更成了文化上的变革，彻底变革。当时的普遍的精英文化都有这种西化的倾向。鲁迅、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当然是影响最大的。

    虽然是潮流所趋，在战乱的年代也更显示出西方力量的强大，但当时的文化人确实是失去了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鲁迅的枉自菲薄，胡适的全盘西化，蔡元培兼容并蓄背后的紊乱了中体西用之本末，陈独秀的接受异端等等都是去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精义没有认清，没有尊重，当然在乱世年代稍是情有可原的，难免的。当时也有几个为自己文化叫丧喊冤正名的，如辜鸿铭、熊十力、梁启超、包括蒋介石等的，可惜太不合潮流。

    中国文化，儒学思想，四书五经并不等同于满清政府。可怜是随着满清政府的倒台，中国延绵几千年的文化思想也做了陪葬。事实上，就是这个满清政府挟持了汉家天下，包括文化的话语权，归为他一家之中。也使得文化的张力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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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心分析的很有分寸。

    当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文化失去信心，当他们在文化建构上变得无计可施，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也就因此被自己命运的咽喉遏制了。其实，这反映的不是文化本身的无能，而是当时无法以一种可行的生产方式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提供构建自主文化语境的社会条件。无论是内部（条件）还是外部（条件）都是如此。

    它在客观上告诉人们，不推倒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不以中华民族的主体站立和全方位发展为前提，中华民族的文化语境永无自主觉醒之日。

语境之外

                  我看鲁迅的“拿来主义”

      “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这是引自鲁迅先生《拿来主义》一文中的一段。

    有人认为，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也可照搬这种“拿来主义|。

    对此，鄙人另有看法：拿来不成问题，问题是如何拿来，怎样运用！

    首先，“拿来”者是有主体的。具体说是中华民族把其他文化类群中最优秀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现代发展理念拿来。

    其次，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不能丢的。‘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必须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社会改造、弘扬与传承。

    有了这两条，主人才能是新主人，宅子也将是新宅子。
    但这个宅子里的新主人，必须与其他宅中之主（其他民族国家）和谐相处：眼观内外-韬光养晦；审时度势-勇于发展；面对危机-共度时艰；前瞻历史-预设未来。

    故而，今天之“拿来”可以去掉“主义” ，但凡拿来者皆应是‘为我所用’、‘为人所归’、‘为类所属’、‘为世所创’。这样，在“拿来”和“为我所用”的过程中，才能凸显国人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市场驾驭感和社会主体性，才不致因仰人鼻息而变得一派洋奴像。

    因此，这种拿来是为着人的自由发展来服务，对它的使用亦将凸显把人以类属的社会功能与运行机制。

    理性而言之，对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传统和现代中一切优秀的东西）都需要从其他文化类群中拿来；拿来是要以市场-文化运作的方式（实践文化）对自身社会进行全面的文化改造；目的是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确立自己民族国家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毋庸置疑，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拿来：拿来本身意味着对人类变换自然活动社会机能的改造，也是对人类发展命运的重新构造。

    “中国人站起来”需要的就是这种创新式的拿来。如果依然滞留在西式文化语境，不是在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基础上发展自己、改造自己，那么——即便人们在政治制度上肯定了西方那种民主、自由和人权，国人的文化心性——实际上依然要回归衔接传统文化中最为落后的历史断点上（劣根性上）。因为这种不经社会改造的拿来主义——制度文化，根本没有经历自己民族社会变革实践的经济支撑与文化洗礼，它在文化心理上缺少社会化、市场化和极具生命发展意味的历史性过渡。

语境之外

    中国的左左右右虽然各执一端，实际一路货色。

    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玩弄意识形态的高手；都善于把目光集中在中国以往发展历史的现象之域——而后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把诸多现象罗织成确立自己发展理念的政治根据；都试图在中国发展面对的各种社会困境时鼓噪舆论、影响视听——把人们的视野拉向自己的政治阵营。

    一个新得动向是，这些左左右右中的高手，不再单纯搞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渗透到社会发展领域——在社会发展的宏观政策领域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

语境之外

以下是引用 阎王的秘书 在2010-2-23 11:41:12的发言：

哈哈,我又来反问了....
请问魔罗是左的还是右的?你呢?
如果你和魔罗是"中端"的,那你还得说明,否则你的议论没意义,或者说你在说你自己与魔罗亦属此本捣鬼一类的

    我的逻辑是：让历史的还归历史。

    历史既不能社会割断，也不能彻底否定，无论怎样——你必须容许历史与现实衔接、碰撞。这期间，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社会内部的紊乱和外部势力的挤压，肯定使社会危机四伏、急剧动荡。左左右右们趁此之机'蠢蠢欲动'。

    为此，需要学会：在对传统的社会改造中承接现实，更需要在对未来的发展性预设中改变现实。这样才能化危机为转机，从而为传统文化的更新、传续开辟新的历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