薯泥、捞饭、酱肉 苦哈哈的日子

美好的生活

2014年12月12日

• |
• 
  
    
  
  
  
  
  
  

刘绍铭／文
（香港学者）
多年前我把在美国求学的经历断断续续地写下来结集而成《吃马铃薯的日子》。题目有点怪异，朋友问及总得解释一番。广东人日常吃饭吃粉面。我在美国有一年住学生宿舍，一天三顿离不开马铃薯。薯仔本有多种吃法，烘、煮、烤、炸，但宿舍膳食不是米其林，只供你吃饱就是。记忆中最常上桌的薯食是mashed potato，亦即浆糊状的“薯泥”。
​　　薯泥吃多了张嘴就要吐出“土豆”。其实，认真说来，口里淡出鸟的日子应在1956年入住台大宿舍开始。在我模糊的记忆中，伙食费不是150就是200元（当然是新台币）。由台大到西门町的巴士车资是两元。宿舍三顿都吃清粥米饭，充饥不成问题，只是下饭的小菜寒酸得可以。在餐桌上吃的菜，是吃了面有菜色的青菜。偶然在菜叶上看到一块浮动的肥猪肉，就渴望能吃到一碗猪油捞饭。​
■“克难”时期台湾大家都穷
​上世纪50年代是国民党在台湾“克难”的时期，寻常百姓生活都是苦哈哈的。冬天乘公交车出城，看到穿着军装的阿兵哥脚下穿的是草鞋。“经济起飞”是70年代的事。百姓的消费能力可从烟酒公卖局的品牌升等看出来。“克难”时期最有市场的香烟是售价3元5角的新乐园。记得还有一种价钱更平民化的，名字叫芭蕉或什么的，价钱是两块钱左右吧，据说阿兵哥和乡下人都靠它过日子。​
​我在台大当“新鲜人”那年，傅斯年校长已作古。跟一些从大陆过来的老学长聊天时，总感觉到大家都对这位北大精神领袖怀念不已。据说傅校长抽烟斗，在西门町的“consignment store”（寄卖商店）寄卖的洋烟丝买不起，迫得把新乐园一根一根地解体作代用品。“克难”时期的台湾，大家都穷。大学教授温饱之余想多得一丁点儿的物质享受，不是找兼差就是教补习班。我的老师夏济安还另有选择，除给赵丽莲教授主办的《学生英语文摘》写专栏外，还替美国新闻处中译了不少美国文学作品。
​■以半个月薪水买一本欧美新书
​夏志清先生的《红楼生活志》可说是另类“忆苦思甜”的文章。1946年10月，他随老哥济安到北京大学报到。入住红楼，一天两顿差不多都在对面的小小食堂打发。平常叫一碗炸酱面，有时来一小盆酱肉。夏公的追述说到学校对面的洗衣店没有热水。冬天时洗衬衣根本就不用水，领口和袖口都用酒精擦，擦破后再用缝衣机密针补牢。“我去北平时，带了好多件司麦脱牌子的新衬衣，一到冬天都遭了殃，当时又买不起新衬衣，穿那几件领子密针缝满的衬衫，实在很痛心。”​
​两岸中国人在战时战后都吃苦。看来那时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专家”也强不了多少。夏志清在北大当助教，有时不得不以半个月的薪水购买一本非买不可的欧美新书。系内同事有位燕卜荪（William Empson）教授，剑桥出身，是《七种歧义》（Seven Types of Ambiguity）的作者。却说夏公花了半个月的工资买了Cleanth Brooks的《精致的骨坛》（The Well-Wrought Urn）。他们兄弟看完后，想到在北大教书的外国专家也相当清苦，因此看完后就把这本书借给外国专家。


-

养心殿

酱肉怎么会成为苦哈哈的印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