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润恬：谁是公知？

四菜一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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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考和精辟见解的标杆，意味着不是所有在公开平台上发表言论的人可以被称为公知。躲在电脑背后，以匿名方式在网上谩骂政策或政治人物，却说不出个所以然的“键盘战士”，就不合格。
因曾多次采访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以公共政策研究所主席身份主持的学术论坛，也拜读过他近年在报章上发表的评论，所以日前写他出新书的新闻时，理所当然地用“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来形容他。
英文书《许通美读本》（the Tommy Koh reader）的新闻在本报刊登后，几位读者隔天对于我让许通美戴上公知的高帽提出意见。感谢他们提醒我公知原来的定义。
一位读者提出，公知一般指的是在体制外对社会或政治议题提出批判性想法的人。中国的《南方人物周刊》数年前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时，也对公知定下“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标准。
另一读者解释，中国古代有政统和道统之分，政统以掌握皇权的君主为代表，道统则以担当道德标准和精神价值的读书人承载。道统对政统进行制约和监督，而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张力，往往迫使士人面对从道还是从君的选择。读书人若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支持，便难以抗拒对政府的依附，最终被迫放弃原先道义。
两位读者异口同声指出，许通美是体制内的人，吃公家的饭，即使偶尔发出不同于体制的声音，但却不见他持之以恒地倡导异义，或在批评意见不被采纳后挂官帽以示抗议，因此不能算是公知。
我没意料到，原来在以前的认知里，公知的门槛这么高。我去年念书时，经常读到某某人是公知。看来这个词不是被滥用了，就是已随着网络时代人人都以意见领袖自居而用开了。
我想把“许通美是不是公知”作为智力习题，重新梳理自己对公知这号人物的认知。于是，我想出了公知应有三条底线。
第一条底线，公共知识分子是与公众分享智慧的有识之士。美国政治哲学教授桑德尔的书在中国畅销；源自英国进化生物学家道金斯的词汇“meme”，现是网络流行语。这些都是走出学术象牙塔的学者所体现的公知特质。
许通美是有识之士，这是毋庸置疑的。不然他也不会受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外交部和智库，甚至联合国委以重任。
面向公众时，他习惯以“我今天只谈三个点……”开场。他发表公开演讲或评论的风格带有白居易式的通俗。他经常限制自己在三个点以内深入浅出地交代事情，力求让一般草根市民也能“抓得到球”。
公知应有的第二条底线，是能够在经过理性思考后提出精辟或独到的见解。公知应发挥的社会作用，是启示或启发他人对事情有新的理解，或在一般人看不清事态时指引他们走出迷雾。
许通美近年来数次尝试扮演这个角色。2012年总统选举，当部分选民受候选人的竞选口号影响，而对民选总统的职能范围产生混淆时，许通美投函《海峡时报》，从宪法的角度清楚解释总统的可为与不可为。
理性思考和精辟见解的标杆，意味着不是所有在公开平台上发表言论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公知。躲在电脑背后，以匿名方式在网上谩骂政策或政治人物，却说不出个所以然的“键盘战士”，就不合格。
在我理解中，公知的第三条底线是得摸着良心说真话，说话的动机不应是为了名或利。有时忠言逆耳，所以说真话需要勇气。这和读者提到公知应有价值判断和提出批判性见解的标准相似。
许通美是温文尔雅的外交家，以言语或文字重拳抨击不是他的风范。但他并不是毫无批判性地对所有政策照单全收。
他前年曾撰文反对建国总理李光耀在《硬道理》书中的多个观点，也在去年投稿报章支持林崇椰教授提出，让高薪者冻结加薪和让低薪者加薪的建议。2009年，他在学术刊物里重提希望新加坡设立ombudsman机制（瑞典字，指代表人民监察政府的人）的看法。这三个看法，都与当时的政策和主流观点背道而驰。这几篇文章，以及他对社会公平、种族平等和人本善的价值观，都反映在新书里。

四菜一汤

这些观点都是他的真实想法吗？有“亲善先生”之称的余福金，日前在许通美的新书发布会上受访时主动告诉我，许通美是诚信的最真实典范。

他说：“诚信不只是没有说谎话，而是忠于自己。许通美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一样的话，行动也和言语一致。”

以上三条公知的底线，许通美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我相信，许通美不会在乎别人是否称他为公知。他是我见过最谦虚、最不喜好名利的有成就者之一。他拒绝别人请他写自传的要求，推说自己不是重要人物。他的新书，献给所有服务过他的助理。他到餐馆用餐，会到厨房向厨师致谢。对我来说，他处事的乐观、待人的厚道，比任何真知灼见都具启发性。

（作者是本报记者　yewlt@sph.com.sg）

因缘

这是逢迎许教授的文章吗？我不觉得说出了所以然。
也许还要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