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哲理

标题: 儒学在新加坡的式微 [打印本页]

作者: 黎民 时间: 2016-1-17 13:34
标题: 儒学在新加坡的式微
纪贇

前阵子有某教授发来邮件，说他会在12月来[url=]新加坡[/url]参加“比较视野下的先秦儒学”研讨会，后经了解原来是因南大孔子学院10周年庆，故请来了姚新中、陈来等一线儒学学者。但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选题，因为正如《联合早报》所称“本地已有近20年未举办大型儒学学术研讨会”了。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初本地曾兴起过儒学热，不但中学提出了道德教育课程，还将儒学列入备选课程之中，国际知名学者杜维明和余英时也相继被聘为顾问，此后也常举办大规模的研讨会，一时俊彦云集，媒体也竞相参与。然而好景并不长久，至80年代末，此风即式微，不但华人学生对儒家思想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情，来自领导层的青睐也时过境迁而转向淡薄。

在儒学热之际，即使当时远在中国的我也曾听到一种论调，即新加坡社会的成功乃得力于儒学，台、港、韩国等地亦如是。如今看来，当然知道那当不得真。倒是为什么儒学在本地虽经大力提倡却仍没有热起来，这种现象颇值得大家深思。
我们当然早就超越了五四运动前后那一批人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思想作出无情，同时也未必全然公正的批判的阶段，但即使此后，儒学在整个华人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却依然可以为我们评判它提供一些线索。记得学界盛传一个笑谈，就是多年前新儒家的旗手杜维明有一次在台湾演讲，遇到学生提问为什么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听说哪位儒者抛头颅、洒热血，却在民主之后不断利用民主所赋予的权利来批评民选政府。

我确实想听听杜先生当时是如何回答的，当然我并不觉得没有为民主进程出力之人，就没有批评政府的权利。但这位学生的问题确实相当犀利，因它直指儒学的一个软肋，即它所维护的价值体系不仅在人际间建立了纵向的等级，这与人人生而平等的现代民主价值观有巨大分野。

而且在制度建设上，即使在儒家思想中你如果用力抽绎，可能会得出某些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惟邦本”等停留在价值层面的民本思想，却依然在制度建设上无力保证其实施，最后只能依赖于祈灵于明君、圣人或[url=]其他[/url]类似的本身就已然高高在上的超（普通）人的力量。并且在现实之中，儒家又往往会在，尤其是当今社会变革的几乎每一场重要运动中缺席，这还不算五四运动中它被动又悲惨地成为了对立面。

对此，即使是像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都有着极其深刻的体会，他在《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一文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儒家所祖述的思想，站在政治这一方面来看，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以求解决政治问题，而很少以被统治者的地位，去规定统治者的整治行动，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来谋解决政治问题。这便与近代民主政治由下向上去争的发生发展的情形，成一极显明的对照。……因为总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考虑政治问题，所以千言万语，总不出于君道、臣道、士大夫出处之道。虽有精纯的政治思想，而拘束在这种狭窄的主题上，不曾将其客观化出来，以成就真正的政治学。”

所以我们看到徐复观先生对传统儒学剖析的结果，是他在香港创办《民主[url=]评论[/url]》，期望以西方的民主思想来解开中国历史不断循环破坏的死结。这也可以说为我们今天学习乃至研究儒学提供了一个指南，就是你要拥有民主思想的免疫力之后，才能免受传统儒学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毒害。新加坡能有今天的繁荣、自由、法制、民主，其制度构建的主体绝非来自中国儒学传统。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传统儒家提倡的道德，是一种偏于自我的人格伦理学，虽然它常常无法将之外化为追求平等、自由与发展的制度化外壳，但无疑仍具有一定价值，尤其对于国家凝聚力而言。当然，如果你将之当成是伟大中华文化的全部，并且想以此来构建一件抵御所谓西方不良思潮侵袭的防弹衣，那恐怕十有八九会事与愿违吧。

作者: 黎民 时间: 2016-1-17 13:35
有人跟帖：

符懋濂发表于 2015-12-16 11:44:02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初本地曾兴起过儒学热，不但中学提出了道德教育课程，还将儒学列入备选课程之中，国际知名学者杜维明和余英时也相继被聘为顾问，此后也常举办大规模的研讨会，一时俊彦云集，媒体也竞相参与。然而好景并不长久，至80年代末，此风即式微，不但华人学生对儒家思想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情，来自领导层的青睐也时过境迁而转向淡薄。"

恕我直言：纪先生以上论述，非常表面、片面，因为
1）当年提倡儒家思想，另有政治考量或动机，属于权宜之计，所以不能持久；
2）我国儒家思想的传输，是靠华校即华文教育。没有了华校，儒家思想随之式微；
3）当年我是亚洲研究学会理事，为响应提倡儒学，曾邀请杜维明、余英时等来讲学，但并未掀起什么热潮。

作者: 黎民 时间: 2016-1-17 13:39
国际儒学网：

   颜炳罡：国际儒学发展报告2013-12-02
      概述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儒学界与中国经济发展一样，开始了与国际儒学界交流、对话的过程，同时也开始了向海外儒学界学习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国际儒学界走向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儒学界走向世界的过程。通过这一双向交流、互动，中国儒学的发展不仅缩小了与国际儒学界、汉学界的距离，争取到了国际学术界平等话语权，而且也是将世界儒学研究重镇由海外逐步转移到儒学发源泉地即中国大陆的过程。当今世界东亚、欧洲、北美是国际儒学研究三大板块，而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是儒学在华人社区普及、推广最好的区域，而中国大陆则是儒学研究机构和民间社团最多、研究人数最多、举办儒学学术活动最多、发表儒学研究论文以及出版儒学专著最多的地区，是儒学普及、推广和传播势头最好的地区。中国大陆的儒学发展并不是替代港台、东亚、东南亚、欧洲与北美等国家与地区的儒学发展，而是进一步推动了上述区域的儒学研究与发展。在世界与中国共同作用、相互影响下，国际儒学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局面。当然，我们不能陶醉于儒学研究与发展的已有成就中，儒学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与其在历史上地位还有相当的距离，无论是在欧美地区，还是在非洲大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世界政要论儒学

儒学既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又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关注实现、关心政治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统，由此，儒学一向受到中国乃至东亚诸国历代政治人物重视。直到今天，儒学仍然受到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政要所重视。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联合国秘书长藩基文、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以及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等等，对儒家文化或引用，或称颂，成为当今之世的儒学发展注入活力与生机。

胡锦涛主席论儒学。胡锦涛主席一向重视文化建设，他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论"、"八荣八耻"道德规范以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都是将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内化的结果。2011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象征，这里的中华文化当然包括儒家文化。胡锦涛同志对儒家文化的重视还集反映在他访美期间即2006年4月21日在耶鲁大学的演讲辞中。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国的一句千年传世格言。""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中国人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胡主席这里所说的中华文明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儒家的思想，科学发展观正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温家宝总理论儒学。温家宝总理对儒家典籍与思想十分娴熟，2003年3月，他首次当选为国务院总理，在记者见面会，称引《大学》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来回应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对《左传》、《论语》、《孟子》、《中庸》等儒家经典均有称引，或借经典名句抒怀，或以此勉励大众。当然，温总理对儒学文化集中论述，体现他的出国访问的几次名校演讲中。2003年12月10日，温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高凝炼地概括了中华文化内容及其作用。他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温总理当然没有用儒学或儒家文化这个词，但从他用以证明作为"珍贵品"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的名句来看，无一语不是出自儒家。仁爱、和而不同、民为邦本、民贵君轻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主要来自孔子、孟子及顾炎武等大儒教诲。

2009年2月1日，温总理在西班牙塞万提斯大学发表了演讲，集中概括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精神和现实意义的看法，可视为他对中国文化的总结。他说："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从未间断。""一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周易》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就是提倡人应效法日月星辰刚健运行那样奋斗不息、积极进取，坚持独立意志、人格尊严和做人原则。""二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提出"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等思想。主张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民奉行的崇高价值，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睦邻友好的积极作用。""三是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成书于殷商时期的《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是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要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四是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中国宋代哲学家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温总理在西班雅所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方面无一不是儒家思想，从而证明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中华文化的象征。

2009年2月3日，温总理来到世界著名学府剑桥大学，发表了《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演讲。在演讲中，温总理再次提到中华传统文化。他指出："中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奉为最高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古老的经典--《尚书》就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主张人民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再一次强调儒家"和为贵"和"仁爱"的理念。他说："'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哺育了中华民族宽广博大的胸怀。"又说："15世纪，中国着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到过三十几个国家。他带去了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还帮助沿途有的国家剿灭海盗，真正做到了播仁爱于友邦。"并指出："称霸，既有悖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也违背中国人民意志。"

联合国秘书长藩基文论儒学。藩基文是位韩国人，曾出任韩国外交部长。他自幼受到儒家文化尤其是孔孟思想的影响。据新华社记者亲眼止睹，潘基文能够背诵《论语》等中华经典名著中的名句，说起《论语》来如数家珍，展现了他鲜为人知的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藩基文说　"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在受到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目前，孔子的很多教诲仍在为我指引方向。"他说，他一直在努力从《论语》等中华文化经典中汲取智慧、经验和为人处事的原则，无论是履行公务，还是处理个人私事，这些伟大的思想都使他获益良多。潘基文说，他不敢保证自己的行为与孔子的思想完全一致，但一直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藩基文可以践行孔子的教诲，说明孔子的教诲在21世纪并没有完全过时，它仍然能为现代人指明方向。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儒学观。

赫尔穆特o施密特（Helmut Schmidt），曾任西德前国防部长、财经部长、经济部长、外交部长及总理（1974-1982），是德国政界公认的最有建树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曾多次来到中国，是对中国非常熟悉的西方政界要人。《我们的邻居中国》2006年由德国埃康出版社出版，2009年中国海南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书名译为《理解中国：对话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该书的第四章，名曰"儒学的传统"，专门讨论儒家问题。其中心观点是说：儒学不是宗教是伦理，这合乎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儒学的一般认知。不过，施密特认为儒学不是宗教却别有深意。他认为，在民族主义行将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时候，作为伦理而非宗教的儒家学说倒是个不错的选项。儒学不是宗教，是一套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伦理学说。如果能把儒学传统与现代西方的司法制度结合起来，那会形成一种十分坚固的伦理道德制度，如同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中心是人，而不是金钱资本。但中国人能否做到这一点，不可预知。施密特对中国的国情非常清楚，他的儒学见解平实而深刻。他期待的儒家传统与西方司法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坚固的伦理道德制度的设想，可能在中国会逐步实现出来。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儒学观。雅克·勒内·希拉克，法国前任总统，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稔熟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青铜器、唐诗、儒学等尤为关注。2006年10月26日下午，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中法伙伴关系：一个为了和平与进步的雄心》，在演讲中，他引用孔子的话说明中法关系，受到国人普遍赞誉。他说："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依然徘徊于稳定和混乱之间，正因为我们依然记得孔夫子的哲言'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所以法国和中国在近几年间不懈努力，构建一个全面的政治组织架构，以规避危险，并在强有力的、合法的、为众人接受的国际组织框架下共同承担责任。"2010年9月26日，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泗水尼山圣源书院隆重举办，希拉克发来贺信，高度赞扬孔子的智慧。希拉克说，很高兴看到中国主办文明对话的论坛。在西方，人们经常忘记中国这个伟大而古老的国家历史曾经是产生过几位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地方之一。中国有着丰富的人文和哲学的多样性，很久以来就擅长对话的艺术。儒教、佛教和道教构建了中国的精神，崇尚变化和运动的思想，这也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他指出，尼山论坛将从孔子那里汲取了灵感。孔子告诉我们，没有对多样性的尊重，就不可能追求和谐，这个思想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儒学观。李光耀作为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的新加坡开国元首，作为世界华人的翘楚，他的言论备受世人的关注。上世纪70年代末，在新加坡力推华文运动，80年年代初，邀请国际著名儒学专家，聚首新加坡，使新加坡一时成为国际儒学界目光聚集之地。同时，新加坡在学校推行以忠信仁爱礼义廉耻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让新加坡的儒学发展声名鹊起，令人刮目。李光耀是"亚洲价值观"的积极倡导者，他的亚洲价值观可以说是以儒家学说为底蕴的、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正是鉴于他对儒学推动的巨大贡献以及政治声望，1994年9月，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之时，他被选为名誉理事长。

1994年10月5日，在孔子诞辰2545年大会上，李光耀作为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在大会上致辞。他在致辞中说："我对儒家思想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也许，这就是我被选为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的原因。"由此开场，他提纲挈领地讲述了他对儒学的理解以及新加坡在治国具体操作过程中对儒学运用的经验。他深情地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里，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与挫折的。"他还就华人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重视终身学习以及新加坡重视任人为贤的精英政治。新加坡人崇尚君子的高尚美德等等都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是一致的。又说，"新加坡的人口有百分之七十六是华人，华族文化五伦，也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他们把社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度的个人主义。""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华人，多数是移民的后代。这些移民大都贫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不像学者或知识分子，因为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而抗拒儒家思想。因此，虽然多数人都没有受过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高文化，可是，大家在日常的生活里，却实行儒家道德教义。他们所具有的，是从父母和亲人那里学来的、水平很低的文化或民间风俗。"当然，他也承认，儒家思想产生于2500多年前的农业社会，不可照搬到资讯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因而，儒家的一些观念必须改变。

2001年1月底，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的达沃斯召开，李光耀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批语了决定迟缓的老人政治，指出："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 对此，中国大陆多家媒体发出惊呼：李光耀"突然有新说了"，李光耀"改弦更张"，"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了"等等，媒体的惊叹大都在制造紧张气氛，引起读者关注而已。其实，李光耀的观点与1994年月10月在北京对儒家的论述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将其引而未发的内容讲出来的而已。那时，他就说儒家思想是2500多年前产物，是农业社会产物，是服务农业社会，不能原封不动、照搬到今资讯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不要再重男轻女，夫妇有别的观念也应该改变等等。如果说1994年李光耀重点指出儒家思想的优点话，2001年1月则重点讨论儒家思想的不足，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李光耀对儒家思想的完整评价。只是抓住他演讲的只言片言就大呼小叫，说李光耀改弦更张了，说他突然变化了，甚至说李氏讲儒家价值已经过时了，都是极其片面的。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儒学观。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极力推行去中国化政策，通过修改教科书，删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试图斩断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联系。陈水扁执政时期，当时台湾流行着一句民谣："不到台湾，不知文革还在搞。"2008年，马英九上台，力图扭转陈水扁时代对中华文化造成的伤害，恢复中华文化总会之名，重新启动"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四书节选）"进课堂，成为必修课、孔子诞辰纪念日马英九率阁僚或所在地官员亲往孔庙致祭等等。马英九自幼受到儒家文化熏染，对儒家文化尤其是《孟子》一书特别娴熟，在不同场合通过背诵、诠释《孟子》的章句说明自己的执政理念。在处理两岸关系上，他也常引《孟子》以为说。2010年10月31日上午，马英九前往台南县南化乡的一贯道玉山宝光聖堂，在受邀致辭時，以經書典籍中的章句形容兩岸關係。他说，大陸應以仁道對待台灣，台灣要用智慧與大陸打交道。马英九对一贯道的教义理解颇为精准，他指出，一贯道的核心理念就在于中华文化，而其中的中华文化又以儒學传统為精髓；以四书五经為研读內容的一贯學制測验，让更多道亲了解古人的智慧，对国家、社会、家庭的治理经营有很正面的意义。他引用《孟子》"以大事小"和"以小事大"的理论，主张大陆要用仁者的道理來與台湾打交道，而台灣要善用智慧来与大陆相处，孟子两千多年前所讲的道理，到現在还能能适用。在马英九看来，中华文化並非无为而治，而是进取而不掠夺、进步而不害人的文化；古人沒有現代化科技的帮助，却有一套道理可远离灾难、与环境共处。他又說，了解四书五经中的道理，並非要「以半部论語治天下」；而是要找出裡面有哪些道理是已經过时的，又有哪些是仍然适用的，可培养更好的世界观。

2011年元旦，马英九发表了题为《状大台湾，振兴中华》元旦祝辞。在祝词中，马英多次讲到儒学思想尤其讲到《世界人权宣言》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谈到台湾保存、践行中华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成就。他说："台湾没有大陆的文革动乱，六十多年来，台湾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从生活美感到艺术美学，它的传统韵味，让世界惊艳。"在甚至信心百倍地说，在未来一百年里，"唯有台湾，最有条件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他说："台湾也是全球实践儒家思想最普遍、最彻底的华人社会。仁义、孝亲、尊师、勤奋、善良、纯朴等儒家倡导的美德，早已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台湾也具有扎实的公民社会、多元的社团宗教、自由的媒体舆论、兴旺的志工运动。英九相信，只要发挥文化的创造力，台湾的魅力可以吸引全世界。唯有台湾，最有条件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马英九的2011年元旦祝辞，在某种程度上，可视向大陆发出挑战书。中华文化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根基。马英九深知，台湾毕竟处于中国的边陲地带，人口占不到大陆人口的五十分之一，很担心随着大陆经济崛起，文化复兴而边缘化，故而一定要争"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可以说这种精神可贵，但其势则非然。仅就儿童读经来说吧，这项运动是由台湾王财贵教授发起的，但在台湾推动则比较困难，而一到大陆就一呼百应，这是人心所向。30年前，台湾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领航者，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中华文化已经复活并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华文化的中心正是逐步返回大陆。未来的一百年，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最能带领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地方一定在大陆，台湾将是中华文全面复兴过程中觉醒最早、最闪光区域之一。

无论是中国国家领导人，还是联合国秘书长；无论是欧洲地区的政要，还是亚洲地区政治要人，只要他对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有了解，他就会为儒家思想、儒家智慧所吸引，就会认同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时候，不仅仅展示自己的经济成就、科技国防、书画艺术、中医中药、京剧昆曲、杂技、中国功夫等等，更重要地是向世界人士说明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处世方式，让世界人士了解中国的时候，一定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尤其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当然，中国人本着"古闻来学，未闻往教"文化传播理念，不搞文化推销，更不会强制输出，但一定要学会向世界说明自己，学会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和而不同"，"和为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服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天下为公"、"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名言流行天下，让世界知道中国人的追求和对世界的期望。

作者: 黎民 时间: 2016-1-17 13:40
一、中国大陆儒学发展概况

中国大陆是儒学的发源地，儒学的故乡，传承儒学、研究儒学、发展儒学有着最为悠久的历史。儒学在中国大陆一向是在研究中发展，也是发展中研究。五四时期，知识界虽然对儒学进行了创世以来最为猛烈地批判，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儒家文化在民众心目中的信仰地位。正是李光耀资政所指出的那样，五四影响所及不过是知识分子、学者而已，普通的民众依然照着从祖辈传袭下来的生活方式、人生哲学、处世方法进行着自己的生活，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儒家思想是中国民众的信仰根基和价值支撑。文革十年，影响所及已不限于知识界，席卷大陆的每一角落，出现一味批孔反儒的政治风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大陆逐步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孔子、儒学得以客观评价和理性认知，儒学渐渐恢复了元气、生机和活力，研究队伍之庞大、研究人员素质之高、研究机构之多、发表研究论文和出版研究著作之多，没有历史上的任何一家学说，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其研究力量可以与儒学相提并论。由高校到民间社会，各种各样国学院、国学馆、国学研究中心、儒学研究院、书院、学堂等等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大陆各地建立起来。众所周知，大凡打着国学之名而设研究机构或办学机构，其研究内容大都以儒学为主体，旁及佛教、道教以及墨、法、名、兵等，这些机构客观上都充当了儒学传播平台和儒学发展基地。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各市都有建立以孔子、儒学、儒教为名研究会、学会等等，从纸面传媒到影视、网络等等，与孔子、儒学、国学等相关。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感召，作为中华文化之根干的儒学受到空前重视，儒学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概况 2011年是中国大陆儒学研究稳步推展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中，在各类期刊、报纸发表与儒学相关的论文千余篇，出版以儒学研究为主或涉及儒学研究学术论著640多部。这些论著既有宏观、总体性论述，也有微观细致的分析，既有对儒学发展某一阶段的源流考察，也有对儒学史上某一人物的个案分析，也有儒学与佛教、儒学与道教、儒学与基督教的比较研究。通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分析学者对儒家文化的关注情况。

在儒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首推孔子与《论语》。其中出版《论语》与孔子研究的论著多达110多部，占一全年儒学研究类著作六分之一，发表研究孔子及其思想的学术论文90多篇，研究《论语》的论文60余篇，讲150多篇，占到全年发表儒学研究类论文的近八分之一，这说明孔子是仍然是儒学研究热点。就研究《论语》的著作而言，以《论语》注释、翻译、理解性著作居多，大多是通俗性、普及性读物，大都陈陈相因，缺少创见，没有将《论语》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与水平。就孔子研究的论著言，陈来教授的《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张涛先生的《孔子在美国：1849年以来孔子形象在美国报纸上的形象变迁》等论著是2011年孔子研究中给人以新的面目和新的信息。2011年发表的研究孔子与《论语》学术论文看，研究越来越精细化倾向。

在整个儒学研究领域可以与孔子研究相比户肩者，唯有易学研究。易经为儒家六经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易学研究民间的热度比学术界高，应用易学比学术易、人文易更受大众欢迎。2011年，出版易学古籍注释、翻译、整理以易学史、与易相关的著作近110部，发表与易学相关学术论文90多篇。纵观2011年中国大陆易学研究，古人与前贤易学研究著作整理再出版无疑占得比重相当大，现代学者的研究性论者所占比例较小，这说明现代人易学还是处在向古人借智慧，而划时代的易学论著在2011年并没有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易学研究热度在递减状态。

孟子在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地位仅次于孔子，历史上孔孟并称，有"孔孟之道"之说。孟子研究是儒学第三热门。2011年，孟子研究出版论著35部，发表学术论文近60篇，内容涉及《孟子》注释，孟学史、孟子的人性论、诠释思想、修养论、仁政说、教育思想以及孟子与柏拉图、孟子与康德、孟子与胡塞尔比较研究等等。另外，荀子研究一向比较冷清，但2011年有所转机。其中出版荀子研究专著13部，发表研究论文30多篇。其次、朱熹研究、王阳明研究、梁启超研究、冯友兰研究、牟宗三研究等等，都受到重视。我们注意到，历史上一位儒学家的历史影响与后人关注度基本成正比，影响越大，研究者越多，反之亦然。

中国大陆儒学研究机构的发展情况。进入21世纪以来，儒学研究一直受到高等学府的关注，冠以孔子研究院、中国文化书院、国学院、儒学研究院、中华文化研究院、国学研究中心等等名称不同，但有着相同的指向即研究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大陆高校建有此类研究机构多达20多所。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江西大学、贵州大学、中山大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等高校均建有相类研究机构。像北京大学，既有杜维明教授领导的人文高等研究院，也有汤一介先生领导的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文化书院；中国人民大学既有国学院，也有孔子研究院，出现国学研究一校多院并存的局面。上述研究机构在不同的高校中所受到重视程度，自主性高低不同，人才队伍强弱不同，但在儒学研究、儒学人才培养、儒学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主力军作用。

在高等学府建立的国学院中，这里要特别提出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国学院。不仅仅是因为一所职业学院成立国学院有什么特别，而是这所国学院办得非常成功。首先，它的定位非常准确，将国学教育视为职业学院的素质教育，而非专业教育。其次，办学方式切合实际，做到学与艺的结合、学与礼的结合，由事入理，以事言理。该所国学院既有《国学精粹》这样理论课，又设有国乐室、书法室、茶艺室等等可见可感可触的东西，一方面培养了学生兴趣，另一面又激发了学生对国学理论的理解。第三，该院打开院门办国学院，一方面将国内外名家请进校门，举办"城市国学讲坛"，让职业学院学生亲耳聆到名牌大学名师的精品课，另一面城市学院的国学老师和学生走出去，走向社会、走进中小学课。这样一来既提高了学生的社会参与能力，又国学院山门全开，让社会人士对国学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在中国大陆纷纷成立并迅速发展，在儒学研究尤其是儒学学术交流、儒学普及、儒学与社会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如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实学会、中华孔子学会、国际易学联合会、中国诗经学会、国际尚书学会等国家级的儒学学术社团推动儒学国际学术研究，促进儒学研究、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浙江、广东、广西、四川等建有儒学会、孔子学会、孟子研究会、朱子研究会、周易研究会等社团组织，而省会城市、地级市乃至于县级的孔子研究会、儒学会或地方儒学名家的研究组织多达上百家。这些民间社会团体对于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利用地方文化资源，服务当地精神文明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一个时期，中国大陆民间团体向文化实体转型，各地兴建的民间书院、国学馆、学堂等等在儒学传播、推广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大陆儒学的普及与传播。学术研究对于儒学固然重要，但儒学在民众中普及，向民间社会传播更不轻忽。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不少人士开始关注儒学的普及与传播，进入21世纪之后，儒学大众化、生活化、草根化、实践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从高校到民间学术团体、民间人士等都开始关注儒学普及与传播。许多高校开设企业家国学课堂，而在课堂上受过国学训练的企业家，不少人成为国学在企业推广者和实践者。在儒学普及与推广中，贡献最大者首推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两个中国层次最高、组织能最强的两个社团。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叶选平会长的亲自推动下，2007年成立了专门的儒学普及工作委员会。普及委员成立后，利用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优势，先后召开四次儒学普及工作会议，集中海内外学者的智慧，共商儒学普及工作的大计。主办并承办了五届"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公民道德论坛"，举办了四期"儒家知识讲座"，聘请一大批儒学专家讲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编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初级读本，网上开通"读《论语》，学做人"等活动。国际儒学联合会在推动儒学普及，推动儒学生活化、大众化方面既发挥了领导作用，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中国孔子基金会是在国家民政部注册成立最早的国家级以孔子命名的儒学研究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近五年来，一直致力于儒学普及与推广工作。先后开展了《论语》进社区、公交《论语》、《论语》进企业、国学进校园等活动。在济南还推出了"国学社区示范基地"，推出了少年国学营等，收到良好的效果。中国孔子基金会充分利用现代传媒的传播手段，推动大众对孔子的认知。历时三年，制作了104集大型动画片《孔子》，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地方台播出，与佛山传媒集团联合拍摄35集电视剧《孔子》，在山东卫视推出"新杏坛"传播国学的电视节目。在出版方面，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孔子研究》杂志，在普及方面有《儒风大家》。《儒学大家》印制精美，内容丰富，形式活泼，贴近大众，关注儒学的当下现实，受到读者的好评。

在儒学普及工作中，民间人士由自发到自觉，在儒学普及、推广、传播中的作用不可轻视。儒学深深植根于大众生活之中，只是日用不知，习焉不察罢了，因而儒学在民间具有广泛的基础。儒学的普及、推广一直有民间自发的力量在参与其中。北京的一耽学堂、王财贵儿童读经、北京四海书院、大连白云书院、武汉云深书院、吉林长白山书院、厦门筼筜书院、山东泗水尼山圣源书院以及各大高校大学生所组成国学社、儒行社、孔子协会等等，在推动儒学普及尤其是儿童、青年儒家经典诵读方面功不可没。正是这些民间善士的辛勤耕耘，据估计大约全国有两千多万人在参与经典诵读活动。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处都可听到《弟子规》、《三字经》、古诗文的诵读活动。国学，存在国学经典之中，经典是承载古圣往贤教诲最好的样式，儿童读经典尤其是青年人读经典在他们心中自然就会播下了中国文化的种子。

这些民间机构各具特色，对儒学热到来都有贡献。我们不能一一介绍，这里仅是尼山圣源书院为例对书院在当今社会中普及儒学的作用做以概要说明。尼山圣源书院成立于2008年，它是由北京、山东一批礼敬重孔子、热爱儒学的学人发起成立的，院址座落孔子出生地尼山东侧。该书院本着"以儒家的精神，做儒学的事业"的办院宗旨，为当地领导干部义务开办"明德国学大讲堂"、举办四期"教《论语》、学《论语》师资班"，两期国际儒学师资种子班、两岸四地博士生论坛、中美学者会讲等等，书院已经成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永久坛址。为儒学传播与推广做出了一定贡献，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已经进入21世纪了，儒学普及与传播方式必须与时俱进，借助现代传媒的力量普及儒学可以收到半事功倍之效。自国家图书馆举办文津讲堂、省部级领导历史文化大讲堂以来，不少省级图书馆纷纷效仿，开办国学大讲堂，山东省图书馆还专设儒学大讲堂。有些讲堂与媒体、出版社合作，将讲堂内容利用报纸、图书等形式传播出去，推动国人对国学的了解，普及了国学尤其是儒学知识。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以及山东卫视的"新杏坛"，对《论语》、《孟子》以及儒家思想的传播都起到一定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卫视《天下父母》节目自2004年9月开播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该节目以真人真实、现场说法的方式向社会大众传递尊老敬亲这一儒家的基本观念，感到了无数观众，收到良好的效果。孝，这一儒家学说的基本价值规范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有的地方政府规定，作为领导干部，不孝敬父母不予提拔，有的企业在企业中倡导忠孝价值观念，有的村庄实行以孝治村等等，孝悌之道本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五四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受到激进人士以及极左人士的猛烈批判，然而，这一基于人情，合乎人性价值规范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社会人士关心，对维护民族精神家园，维护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学者、民间善士、媒体人等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大陆儒学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虽然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以及多种困境，但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中华文化复兴的巨轮已经启航，其行驶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快有慢，但不会停滞不前，更不会停航。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中国人基本信仰和核心价值观，一定会"爰方启行"，会走得很远很久。

　二、港台儒学发展概况

香港与台湾自1949年以来，与中国大陆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儒学在这一地区有着与大陆有着不同的境遇。1949年，国民党政权播迁台湾，一大批人文学者如傅斯年、孔德成、牟宗三、徐复观、王云五、陈大齐、毛子水、屈万里、罗光等等随国民党渡海来到台湾，为台湾儒学的复兴提供了助力。当大陆进行着彻底砸烂旧世界的时候，1966年，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孔德成等一千五百多人联名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定于每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1967年7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在台湾成立，蒋介石亲任会长。蒋介石笃信伦理、民主、科学是三民主义的基石，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之基石。他所说的伦理就是儒家伦理，即忠、孝、仁、信、礼、义、廉、耻，民主即传统儒学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科学的目的指向儒家的厚生。当然，他也主张对儒家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守经知常，创新应变。在发扬儒家传统的同时，另又要吸收外来文化之积极因素。该委员会设有众多专门机构，各司其职，如有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负责向国民进行伦理道德教育。1967年，该委员会发起"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青年生活规范"三十条，对青年人生活的通则、食、衣、住、行五大部分给予规范，又制定了"国民生活须知"，对民众食、衣、住、行、育、乐诸日常生活方面提出了基本要求。1970年，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蒋介石非常重视国文教育，认识到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主张无论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学习国文。台湾每一位学生都要学习《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这个教材说到底就是儒家的"四书"浓缩本。蒋介石、陈立夫等人极力倡导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体现国民党的党国意志，儒学成为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存有强制性灌输的弊端，由此受到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和接受日本皇民洗脑的个别本土人士不满，但这场运动对于推动儒家思想在台湾的普及、落实，肃清日本殖民时代皇民教育的余毒，培植中华文化在台湾的生长，凝聚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意识，提升台湾地区民众的道德水平和台湾地区的国际形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0年以后，陈水扁上台后，推行了一套与之相对立的政策，先是将中华文化运动推行委员会更名为"国家文化总会"，继之修改台湾教科书，废除作为必修课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在推行"政治台独"的同时，极力推行"文化台独"。2008年，马英九上台执政，对陈水扁的"文化台独"温和地进行拨乱反正，2011年元旦起台湾"国家文化总会"复名为"中华文化总会"， 2011年3月，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和《孟子》《大学》以及《中庸》并称"四书"作为"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列入普通高中必修课纲，当"课程发展委员会"作业完成后，2012学年度，高中生每星期将上一堂"四书课"，熟读儒家重要典籍。5月15日，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协会在台北正式成立，孔子第七十九嫡长孙、孔子奉祀官孔垂长出任会长。9月28日马英九，亲自参加台北孔庙祭孔大典。马英九常引用《孟子》言论频频向大陆喊话，要求大陆以孟子的教诲做到"以大事小"，而台湾以孟子的教诲做到"以小事大"，即大陆用仁道对待台湾，台湾以智慧对待大陆。马英九首次选举前就承诺，当选后将在全世界建立"台湾书院"，以平衡大陆的在全球建设的"孔子学院"。马英九一再强调，台湾要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儒学在台湾的民众中普及、扎根是国民党政治人物的功劳不埋没，但儒学在台湾的传承、发展则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的功劳。牟宗三1949年渡海来台，初期在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上世纪60年代初，又执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晚年回到台湾大学继续任教，徐复观先在东海大学、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一方面对传统儒学予以现代疏释，另一方面在顺应中国儒学的义理传统，融合西学尤其是西方哲学，铸造自己的思想体系，将儒家义理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理论形态。在发展儒家理论的同时，牟宗三等人努力培养儒家思想系统的传人，无论是台湾，还是海外，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儒家人物大都亲炙于其门下或间接受其影响。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等国际儒学界显赫的学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由他们培养一批儒学的传人依然活跃在台湾的学术前沿，来往于大陆与台湾之间，从事着儒学研究与教授工作。

儒学传播、普及与在台湾民间社生根除了上面所说的官方力量、学人力量之外，还有一股力量即宗教的力量、民间善士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尤其是宗教能力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文化人物，无人敢小觑。"一贯道"是台湾一种民间宗教，起源于中国大陆，兴盛于台湾，现已远播东南亚乃至欧美等多个国家与地区。"一贯道"之名源自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以"孝、悌、慈"为一贯宗风，其老前人主张"克己复礼"，可以说儒学的宗教化形态。一贯道虽然主张五教（儒、道、佛、伊斯兰、基督教）兼综，但其核心的价值观是儒家的，该教道亲所诵经典就是儒家的"四书五经"。一贯道教化所及的地方就是儒学普及之所在。2010年10月31日，一贯道总会在台南县玉山宝光圣堂举行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内容的一贯学制测验，马英九应邀到场致辞，给予充分肯定。2011年3月，台湾一贯道总会在台北举行祈福大会，马英九、吴敦义、王金平三人身穿儒服，同时到场，吴伯雄、吕秀莲等到场致贺。马英九认为，一贯道教义就是儒家思想。一贯道的道亲不一定都对儒家思想有信仰，但利用宗教形式，对儒家义理、经典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间学社、书院对台湾的发展也功不可没。在台湾最有影响的书院当属鹅湖人文书院，该书院的前身鹅湖学社，创建于1975年。在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学界前辈的支持下，蔡仁厚、王邦雄、曾昭旭、周建民、袁保新、杨祖汉、李明辉、林安梧、王财贵、颜国明、陈德和、藩朝阳、林月惠、尤惠贞、黄丽生等等学者都与鹅湖学社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该书院有《鹅湖》月刊，《鹅湖学志》等杂志、设有鹅湖出版社，中国哲学研究所、东方人文基金会等等，曾多次主办或联合主办大型国际儒学尤其是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尤其是青年儒者的交流，多次举办青年儒者夏令营，推动儿童读经运动。经过近四十年努力，"鹅湖"已经成为台湾现代新儒家重要标志，成为台湾儒学发展的一面旗帜。在青年儒者培养、儒学研究、推动儒学国际交流以及儒学普及方面均做出重要贡献。

香港儒学发展最值得一提的是新亚书院和香港孔教学院。新亚书院创立于1949年，钱穆、唐君毅、张丕介先生为解决战乱中滞留香港的学生就学问题，在香港九龙桂林街一所中学里租赁两间教室开办的亚洲文商专科夜校，翌年春改为全日制学校，易名为"新亚书院"。钱穆任校长，唐君毅任教务长、张丕介任总务长。 "新亚"取亚洲新生之义，其办学宗旨是上溯宋明书院的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方文化。上世纪60年代，当代新儒家的著名人物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先后到此任教或讲学，新亚书院成为中国儒学复兴的重要基地。1964年，英国殖民下的香港当局采用联邦制将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三个私立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部分，但仍有相对的独立性。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改为一元化集权体制后，秉持人文主义教育理想的新亚书院陷入空前困惑，新亚书院创院元老之一的唐君毅在去留之间尤为纠结，唐君毅、牟宗三在新亚书院先后退休，次年他们与徐复观等人在新亚书院旧址重建新亚研究所，唐君毅继续担任所长。新亚书院以弘扬儒学为己任，是港台新儒家最重要的活动阵地，也是当代新儒家向欧美介绍传播东方文化的重要窗口。

香港儒学发展最辉煌的时期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执教于新亚书院时期，唐、牟、徐是中国儒学界最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代表当时儒学研究和发展的最高水平。他们治下的香港新亚书院就是国际儒学研究的中心或重镇，也是儒学当代承传与发展策源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唐、牟、徐三人学术根据地由香港转移台湾，国际儒学研究的中心或重镇也随之转移台湾。现在，香港中文大学虽然还存有新亚书院，但与唐、牟、徐时代的新亚书院在儒学界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已不可能再现唐牟徐时代的新亚儒学的辉煌。唐、牟、徐等在香港最后坚守的新亚研究所随着他们三人先后作古也无可奈何地衰落了。虽有信广来、刘国强、霍韬晦、卢雪昆、郑宗义、黄慧英等学者的努力，儒学研究仍然在华人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但进入21世纪之后，当大陆儒学蓬勃发展，台湾儒学唯恐落于人后之际，香港儒学的研究与发展在"洗脑"的担忧中蹉跎了岁月，这一现象本身令人深思。

香港儒学发展的另一个关注点就是香港孔教学院。孔教学院由康有为弟子陈焕章博于1930年在香港创办。该学院以弘扬孔道及兴学育才为宗旨，以宗教形式弘扬儒学的集教育、慈善、文化为一身的宗教团体。1978年，在第四任院长黄允畋的推动下，与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天主教和道教五个宗教团体组成"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座谈会" ，使孔教在香港与其它五大宗教并列的宗教团体之一。1992年，汤恩佳出任孔教学院院长，他提出要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重新点燃孔圣之火。在中国大江南北及世界各地捐赠孔子像，协助修建孔子庙，资助国内外儒学学术活动。向香港特区政府申请兴建孔子纪念堂，并多次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等合办有关孔子、儒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向特区政府申请把孔子诞辰列为教师节和法定公众假期。近年，学院推广社区敬老扶幼活动服务社会，如学生表演、筹款、嘉年华及义诊等活动，以践履孔子孟子"仁者爱人"的思想。

不过，香港是国际自由港，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是香港儒学发展最为有利的条件，摆脱英国殖民时代的影响，心灵回归、精神回归是大势所趋。认同中华文化则是心灵回归、精神回归的重要标志。在不远的将来，儒学在香港必然会受到港人重视，儒学在香港必然会有美好的前景。

作者: 黎民 时间: 2016-1-17 13:41
三、儒学在东亚、东南亚之发展

儒学源于中国，但儒家的学问为全人类设计的，不是专为中国人而设计，因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践行儒家之道。儒学形成之后，不断向外传播，作为中国的近邻的韩国、越南等国首先接触到儒学。

儒学在韩国的发展概况。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似乎已不可详考。韩国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殷周鼎革之际，随着民族东迁，儒学就传入韩国，此说不可信。在战国时代，儒学通过中国北方的燕国传入朝鲜半岛有一定的道理。韩国不少学者认为，卫满朝鲜（前190-108年）汉四郡时代，汉朝的文物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等，已输入朝鲜半岛，能通中国儒教人已大有人在。高句丽在小林兽王二年（公元372年），正式建立"太学"，以教授儒教《诗》、《书》、《易》、《礼》、《春秋》等五经，同时以《周礼》为依据，仿效中国，制订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体制。在漫长中韩两国交往过程，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韩国社会。在高丽王朝后期和朝鲜王朝时期，朱子学传入朝鲜，对朝鲜半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韩国历史上郑梦周、赵光祖、李退溪、李栗谷、曹南冥、宋时烈等等名儒。历史上，韩国儒者对自己的文化非常自信，有时称韩国为"小中华"。

中、日、韩东亚三国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然而经过欧风美雨洗涮之后，三国之中，韩国是保留儒教传统相对比较完整。在韩国，成均馆作为重要国家文化财不仅保护完整，而且还在发挥着它的祭祀、教育功能，释奠礼、告由礼、婚礼等等在成均馆还在按照传统方式由专职的儒生、礼乐生完成，韩国对传统的维护与珍爱令人尊重。

韩国是非常重视孝道的国家，对孝道的重视可谓不遗余力。2007年7月韩国国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孝行奖励资助法》，将孝行推广纳入了国家法制的轨道，这在当今世界还是第一次。早在2001年韩国就成立"韩国孝学会"，孝学会每年一度学术研讨会，还积极拓展与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韩国不少地方也有孝道推广委员会，如大田广域市有孝道推广与实践委员会就做得有声有色。为培养孝学人才，韩国设有研究与推广孝道的大学，即韩国圣山孝道大学校，该校设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学科--孝学科。韩国学者还十分重视孝道理论建设，写下了一系列孝学著作。如姜育哲的《孝和社会教育》、全易中的《父母和家庭教育》、高丽文化史编辑部所编的《行孝之路》、崔圣奎的《孝之延续》、《孝学概论》、《圣经与孝》等，这些著作不仅探索儒教的孝学在当代的价值，拓展孝道的涵义，而且力图实现孝道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由此，可见，韩国孝道推行是多层次的、全方位，故而收到较好的效果。

韩国非常珍爱历史文化遗产，设有专门的机构收藏、整理、保护自己的历史文化尤其是民间历史文化遗产，这个机构就是设在安东的韩国国学振兴院。设立该院的主要原因是对民间处于损毁与遗失中的传统文化遗产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调查、研究、整理、保存。该院的儒教文化博物馆是保存和展示韩国儒教文化最好的博物馆，主要是对韩国的儒家文化相关文物进行搜集、调查、研究、整理，其中包括儒家文化展示馆、藏版阁、生活馆等设施，常设展示室也以儒家理念分为"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几部分，让游客参观展室的同时，也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

韩国在国民教育中，充分利用儒家文化资源，对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进行道德品德教育。自1960年以来，韩国政府正式施行伦理教育。现行各级学校道德伦理科目的内容，大致如下：

小学生"正经的生活之道"科目：

个人生活：端正、诚实、节制、尊重生命、自主、创造、深思。

社会生活：理解-言行；爱家庭-和睦；亲切、宽容、公益精神、责任意识；协同－相扶相助、公正。

国家生活：爱国家，忠诚；爱民族，继承传统文化；爱人类。

初中"道德"科目

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礼节的意义和其基本精神、多样性与可变性。

相敬相爱的社会：以家庭内的孝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作为起点。

相扶相助的社会：协同合作精神。

民族共同体意识：继承和平精神与敬老孝亲思想。

高中"国民伦理"科目

民族的伦理传统：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民本主义思想；"诚"与"敬"的修己生活；"孝"与"忠"的传统；协同团结的精神即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精神。

大学"国民伦理"科目（原来是必修科目，现在改成选修科目）

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儒学部分：性理学之传入与其展开，重点介绍李退溪和李栗谷的哲学思想及李柬和韩元震之间关于人性物性同异之辨。

实学思想，重点介绍韩国儒者经世致用和利用厚生的精神，展示韩国儒者事实主义的学术倾向、客观主义的学术规范以及民本主义的理念。

近代化与开化思想：卫正斥邪思想、开化思想，重点介绍韩国近代以来韩国的科学技术、自立自主的意识和国民国家的体制。

韩国非常重视对本国儒学的研究，李退溪在韩国人的心目中为韩国第一大儒，一位令韩国人感到骄傲的国际级哲学家。1978年3月，韩国正式注册成立专门研究退溪及其弟子的公益性法人团体--退溪研究院，成立国际退溪学会。退溪研究院与国际退溪学会发行《退溪学报》，编辑出版《退溪全书》、《李退溪全集》等著作，召开多次国际性的退溪国际学术研讨会，评定并颁发"退溪学国际学术奖"等。除退溪学会外，还有梁承武先生主持的韩国"艮斋学会"、庆尚大学的南冥研究所等等。在韩国学者和有关机构的带动下，韩国儒学正越来越受到国际儒学界的重视。

韩国高等学府无疑是韩国儒学研究的主力，其成均馆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中央大学、启明大学、安东大学、庆尚大学、西江大学、大邱大学、岭南大学等名校都有专门从事儒学研究的专家、学者，需要特别介绍的是韩国的成均大学。成均大学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为校训，突出以儒家精神治校的风格，在2010年第四届国际儒学联合大会成均大学校长徐正燉教授当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长，2010年11月24日至28日，成均大学、韩国儒教会与国际儒学联合会共同举力"儒学复兴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开始前，徐正燉校长率全体与会人员在成均馆大成殿前行告由礼。该校东洋学部设有儒学院，专门培养儒学研究与传承人才。韩国成均大学儒学院崔英辰教授主编的《国际儒教文化研究》（汉文繁体）国际版已出版每年出版两期，已出版十余期。成均馆大学是韩国儒学研究的中心，在全世界儒学研究与传承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中韩两国是邻邦，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流长。韩国儒学的研究、传承与发展，可谓丰富多彩，这里的介绍可谓挂一漏万。不过，由此"一"，我们可以窥见其"万"。

儒学在日本的发展。通过韩国，儒学传入日本。据成书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也有类似的记载：百济博士王仁应邀到达日本，带去10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据日本权威学者考证，王仁赴在日本登岸时间应当为公元405年。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记载：则记载了百济学者阿直歧于公元404年在日本登岸。这是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日本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以儒家政治思想为基础，于公元604年制定十七条宪法，儒家思想为日本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撑。公元645年，日本大化改新之后，儒学影响更加显著。到江户时代，儒学在日本达到鼎盛时期，成为日本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日本，儒学名师辈出，学派纷呈，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折衷学派等等，代表了日本儒学发展史乃至思想发展史的黄金时代。藤原惺窝、林罗山、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伊藤仁斋、狄生徂徕、井山兰台、片山兼山等等，一批儒家学者先后登上日本的文化舞台。公元1864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逐渐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儒学在日本的影响日渐式微。

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对日本的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宗教及艺术等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但日本民族对儒学也包括西学一向抱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其有用，它就学习，感到对其无效，或者有了对它更有用的东西，它就忘却故物，转学新法。虽然在当代日本史上，有出现如武田冈彦（2004年去世）这样对阳明学怀有敬意的思想家，也有像沟口雄三（2010年去世）这样专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但就日本学界，或民间社会整个文化气氛看，儒学在日本境遇大不如韩国，与中国蓬勃发生的儒学新生运动相比，日本儒学的成长更为逊色。

日本有许多著名的大学，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关西大学、九州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等等，这些大学一般都设有中国语言、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等课程，这些课在日本又称"中国学"。这些中国学的课程里，当然涉及儒学典籍的研究。不过，日本的儒学研究秉持着中国古人汉学的传统，注重版本、目录、文献学的研究。在教育学生上，也是讲读与演习并重。讲读就是老师带着逐章逐句地讲解，演习就是学生准备材料自己对儒家经典去讲解个人的见解。日本重视中国"小学"这样基础学科的传统，而对思想、义理的发挥兴趣不浓。

日本人对儒学的取实主义的价值取向，凡对其有用者，他会取而用之。如在日本教育体系中，虽然没有儒学相关课程，但相关科目设计还是给儒学留下了位置。如日本高中《伦理》教科书中，设有"中国的思想"一节，主要介绍儒家思想；在"外来思想和日本传统思想"一节中，也介绍了懦家思想及其在日本的影响。《国语综合》即语文课中，有"诸子百家的思想"一节，其中有两个单元讲《论语》；在选修课《古典》一课中也有专章讲到《论语》；在《古文讲读》中有"孔子与子路"一节。此外，还有面向中小学生的漫画《论语》课外读物等。日本人对《论语》不陌生。

由于日本研究会、学会等不必注册，三五志同道合的人都可组成各种各样的学习会、研究会、学会等等，因而日本有不少《论语》研究会、《论语》学习会等民间组织，在民间推广《论语》的学习。日本有一种读书的方法叫"素读"，素读是鹤冈市历史上藩主酒井忠德于1805年创办的致道馆中的传统学习内容之一，素读就是大声朗读。2010年日本在鹤冈开设"少男少女经典素读教室"，其教材就是《论语》。鹤冈希通过传扬鹤冈独特的这种传统学习方法，加强学生对汉语古籍经典的理解，提高学生对古典文化的兴趣。

《论语》不仅在中小生中受到欢迎，而且在企业界也受到欢迎。日本现代工商之父涩泽荣一就是一手拿着算盘，一手拿着《论语》从事工商活动的，日本一些企业家效法涩泽荣一，力图将自己塑造成有品味的经营者。综合商社从2008年起就安排有志进入高层的员工学习《论语》。讲师是公司董事涩泽健，他正是倡导义利合一的《论语与算盘》的作者、实业家涩泽荣一的后人。涩泽健还在东京开办的"《论语与算盘》的经营塾"。

当然，如果说所有的日本人对儒学都是采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没有对孔子、对《论语》的敬畏与信仰意义显然是不公的，如日本的足利学校可谓其中异数。该校位于日本的栃木县足利市，是日本最古老的学校，创建年代不详。1990年复建后，采用左庙右学的形制，大门称为"入德门"，中门为"学校门"，门楹上"学校"，最后一门为"杏坛门"。该校孔庙里供奉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木雕像，每年11月23日举办祭祀孔子的活动。足利学校相当于中国的书院。足利市教育委员会早在１９９２年就编辑出版了《论语抄》，１９９９年又编写了专门供小学生阅读的《假名论语》。足利学校有《论语》朗读课，每一位小学生都要对《论语》进行朗读。朗读一般是由老师先高声朗诵读一遍，随后针对学生的疑问进行简单讲解。接着，全体学生一齐诵读翻译成古代日语的《论语》，在老师的鼓励下，孩子们声音洪亮、发音清晰、节奏一致，听起来琅琅上口、抑扬顿挫。自2007年起，该市规定从小学四年级到中学一年级的学生都要到足利学校体验《论语》朗读。

日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学在日本还是有着良好的基础。随着中日经济、文化交流走向深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日本早晚会摆脱"脱亚入欧"思维定势，重新回归亚洲。在不远的将来，儒学，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一定再度受到日本人重视或在日本复活。

儒学在新、马等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的儒学是随着华人移民到来而进入这些一区域的，儒学尤其是儒教或孔教是唯一华人社会的精神支柱，而华文学校则是传播儒学、儒教或孔教重要场所。当然,学术界往往将新加坡视为"儒家文化圈"，而马来西亚、印尼的华人总人口多于新加坡,但似乎没有人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视为"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华人占总人数76%，而马来西亚虽然有650多万华人，但占不到总人口的25%，尼度尼西亚是除中华地区之外，华人最多的国家，但究竟有多少华人，说法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大约有770多万，但只占总人口的4%。新加坡是唯一一个中华地区之外，以华人为主体国家。

根据有关西人日记，早在1829年，广东人就是新加坡开设两所私塾，教授儒学的启蒙读物。直到1849年，"崇文阁"成立，1854年萃英书院成立，此后新加坡出现多所书院、私塾，儒家思想的教学、推广、传播才在新加坡形成规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大量华人移入新加坡、马来亚以及受中国内地保国保教运动的影响，加之康有为及其弟子短暂到访，新加坡儒教运动走向高潮。海外华人建孔庙，建学堂，兴儒学，在吴桐林、邱逢甲、王晓沧等人号召下，逢勃发展。1914年，新加坡出现第一个以宣扬与振兴孔夫子之道德文化为宗旨的"实得力孔教会"，会址设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员数百人。孔教会建孔庙、兴学堂，宣扬孔子思想。1949年孔教会改名 "南洋孔教会"。

新加坡1965年独立建国，经过不到20年的发展，快速成长为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为了抵制西方颓废思想腐蚀和西方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李光耀政府提出建立一个富而好礼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儒家思想受到政府的大力提倡和高度重视，新加坡儒学步入了黄金十年，约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自1982年，新加坡政府将《儒家伦理》列入中学课程体系，成立新加坡"儒家思想伦理委员会"，邀请国际上知名儒学家访问新加坡，如杜维明、余英时、熊玠、唐德刚、许卓云等等，先后登上新加坡。这些国际知名的学者或与新加坡领导人会见，或到新加坡大会堂、新加坡大学演讲，或接受电视台、电台访问，或为报章写文章，轰动一时，引起全世界儒学界的高度关注。1983年，新加坡成立东亚研究所，邀请海内外儒学专家前来从事学术研究。新加坡举办多次国际儒学会议，1988年主办"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学术研讨会，1991年举办"汉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国际儒学术研讨会，1997年举办"儒学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举办"儒学与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国际儒学术研讨会，一时间，新加坡俨然成为全世界儒学研究的中心。

2007年，郭文龙担任了南洋孔教会的第三十任会长。在郭会长的带领下，孔教会购置会所，广召会员，积极筹建孔圣堂，改选理事会，促进理事会年轻化，加强与学界的联系，大力，推动学术文化活动，同时注意普及孔子思想。自2007年起，一年举行一次盛大的孔诞庆典，主办了一系列讲座，用儒家思想解答当今社会的问题与人们所遇到困惑。

另外，在新加坡，还有孔学会、儒学会、儒学研究会、孔孟圣道院、德教会、南洋圣教总会等等，这些民间组织对于推动儒学的普及以及儒学在民间的实践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加坡具有多元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特性，是一个多元文明共存的社会，也是个开放的社会。在这里传统与现代递嬗交织，东方与西方碰撞交融，新加坡采取了以儒家伦理，当然也遭遇到各种干扰和困惑，20世纪90年代初，《儒家伦理》科目不再实施，儒学在新加坡的发展由亢奋步入常态，儒学在新加坡正入涓涓细流，缓缓流入新加坡民众的心中，滋润他们的心田。

马来西亚的儒学发展与华文教育密切相关,华文教育既是语言教育,也是儒家价值观的培养与教育,自马来西亚有华人私塾起就有了儒学的教育。马来西亚的私塾成立于何时,已不能详考。19世纪初，大量华人由中国来到马来西亚，华人经济生活一旦安顿下来，就在会馆、宗祠、神庙或其他简陋的地方建立私塾，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或《四书》、《孝经》之类的经典古籍以及书法、珠算等技艺。1819年五福书院在槟城建立，1888年开办南华义学，这些所谓书院、义学，在教授学生识字教育的同进，重在培养学生忠君、孝亲、敬长等儒家的价值观。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马来西亚的槟城设有中华学校,这是马来西亚华人拥有华人新式教育的第一所学校,但这所学校保留了"修身"、"读经"、"讲学"等课程，可见，这所学校的教学宗旨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具体落实。辜鸿铭、林文庆等都出生于马来西亚，幼年所受也是英文教育，后来回归儒家，并成纯儒，为儒学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1年沈慕羽与林连玉发动组织全国华校教师联合会总会，极力争取华、英、巫文为官方语文，主张华文教育为国民教育的一环。1954年全国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成立，与教总配合起来，共同争取华族的语文教育和文化地位。

马来西亚华人为保住自己的精神家园，维护自己的精神空间，建立民间文化教育团体"孔学研究会"。该研究会下设五个分支机构，一是学术咨询顾问团，二是监察委员会，三是经典导读促进委员会，四是夫子书院，包括孔子纪念堂、孔学堂和文化馆，五是青年团，旨在培养接班人，为青年建设文、商、政的平台。研究会在总会长林金华的带领下，凝聚了一大批有志于儒学发扬同道，力图将儒学融入社会道德教育之中，无论是经典教育、儿童读经、儒学论坛、文集出版等，都做得有声有色。

1995年3月，马来西亚大学举办了"伊斯兰教和儒学：文明对话"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取得巨大的成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媒体的广泛关注，马来西亚大学宣布将项"文明对话"活动作为马来西亚大学常设性活动之一，成立"文明对话"中心，并筹建"东亚研究所"。2000年5月，美国哈佛大学由杜维明教授与伊斯兰学者奈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共同主持了"回儒对话"会议。"回儒对话"中国内地的云南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都举办，马来西亚大学的"回儒文明"可谓开其先河。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联合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共同主办的第一届国际儒学研讨会于2004年8月7日至8月12日在首都吉隆坡召开，来自国际上40多个孔子、儒学团体机构的200多名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马来西亚的儒学发展主要还是集中在华人社区，而没有引起非华人种族的充分重视。而华人对儒学、孔教等信奉更多是出于对自己文化自守，而不是积极推广。马来西亚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多种宗教的国家，儒学应该展开与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的对话，在对话寻找自己的生长空间，只有不断提升儒学、孔教在非华人种族的认同度，马来亚华人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文化自守。儒学是马来西亚华人的信仰，儒教、孔教就是他们的宗教，由于五四以来，中国大陆对传统的批判和激进人士对宗教排斥，对海外华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困惑。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与海外华交往更加密切，期待着大陆儒学的发展对海外华人的自身精神家园的自守有利的，而不是相反。

研究儒学在印尼的传播学术一般追溯到印尼的泗水文庙和1900年建立的中华会馆。泗水文庙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采用孔子诞辰纪念并建有"斯文会"，取《论语》斯文在兹之意，该会鼓励华人到文庙中从事宗教活动。中华会馆是在华人社会中推行儒家文化的重要组织。这在其章程中有清楚的表述："它旨在改革华人的风俗习惯，使之能与圣人孔子的原则相配合，以便有文明的举动，同时也增进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知识。"为了提倡和宣传孔子学说，中华会馆开始创办华学校。到1919年，全荷属印尼已有华文学校250多所。

由于中华会馆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华文教育上，不能专门致力于儒家学说的弘扬，于是，以宣扬孔子学说为宗旨的新组织--孔教会便应运而生了。印尼于第一个孔教会于1918年创立于中爪哇梭罗。1923年，散布各地的孔教会联合了起来，在万隆成立孔教总会,以传播孔教为宗旨。1927年全印度尼西亚共有26个孔教会,教徒人数不详。中华会馆和孔教会都把孔子当成圣人，把孔子的学说看作宗教，把四书五经当成孔教的圣经。1955年，为了促进儒学的发展，新的孔教团体联合会-孔教总会在雅加达成立，印尼其他孔教会都成为它的分会。除孔教会外，印尼还有三教会，三教会即信奉儒教、道教、佛教的组织。

由于孔教会广泛吸收教徒，印尼出生的华人纷纷加入孔教会。印尼总统苏加诺政府视孔教为印尼土生华人宗教信仰，1965年，苏加诺颁布1号法令，1969年苏哈托发布5号总统令，都承认孔教为印尼的六大宗教之一。苏哈托军人政府执政后，为对付左翼思潮，大力扶植宗教势力，印尼孔教得到快速发展。但苏哈托执政后，对华人实行文化同化政策，1966年3月，下令取缔华人学校和华人社团，禁止使用华文、华语，取消华文报刊。1978年11月，印尼内政部下令居民"宗教信仰"一栏不得填写孔教。自1979年起，只能改信其他宗教或填佛教，孔教会员在结婚时，不改信其他宗教，婚姻注册处不予注册。印尼孔教度过了最为凄惨一段时光。1999年，瓦西德当选总统，2000年，印尼华人在雅加达成功举办庆祝春节联欢会和泗水举办元宵联欢会，瓦西德总统及相关官员出度，为争取孔教的合法性埔路、架桥。2006年2月4日，苏西洛总统参加孔教会举办的孔历2557年春节庆典，宣布承认孔教合法性。经过印尼华人团体的长期斗争和艰苦努力，孔教的宗教合法性再次得到确认，印尼孔教发展步入了正常发展的渠道。

在印度尼西亚，儒学以宗教的形式存在，孔教会模仿其他宗教形式尤其是基督教的动作方式将儒学改造成制度化的宗教，以祭天、拜祖、宗敬孔子为精神支柱，力行儒家的做人之道，实践儒家的伦理道德，应当说这在海外华人社会为因应所在国的特殊宗教政策所做出的无奈选择。事实求是的说，这种选择是正确的，也是合理的。

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洋三国的孔教发展的情况看，新加坡主要由华人组成，儒学发展相对最为顺畅，马来西来儒学发展情况也比较正常，既有对儒学的学术研讨，也有民间的孔教信仰，印度尼西亚儒学发展则一波三折。在印度尼西亚与制度化的宗教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而儒家学说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摆脱政治干扰，让文化回归文化，信仰回归信仰，中国大陆的学人多做些有利于海外孔教生存和发展的善行，而不是对海外儒学宗教化倾向说三道四，儒学在东南亚三国一定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四、儒学在欧美的发展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可以说只有西学在中国，而没有所谓的儒学在欧美，最起码说儒学在欧美的发展极其贫弱。但这不并不是说欧美地区不重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不是说在欧美没有人研究儒学，而是说相对于不少中国人"言必称希腊"现状来说，儒学在欧美世界则大为逊色。

不过，如果将时针倒拨二百多年，儒学在欧洲可以说受到热捧。159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就是"四书"译为拉丁文，1626年金尼阁将"五经"译为拉丁文。17世纪，耶稣会士奉路易十四敕令编《中国之哲人孔子》，将《大学》、《中庸》、《论语》译为拉丁文。附有《孔子传》、插入孔子像，上书"国学仲尼，天下先师。"此书1687年在巴黎出版。卫方济《中华帝国经典》、雷孝思译《易经》、白晋的《易经大意》稿本等等，传教士在传耶稣教于中国之际，也将儒家经典、学说介绍到欧洲，引起欧洲思想界的巨大反响，伏尔泰、莱布尼茨、赫尔马赫、魁柰等等思想家都对儒家尤其是孔子给予高度关注，伏尔泰、魁柰等思想对孔子更是礼敬有加。

儒学在法国的发展。谈到法国的儒学研究，不能不提到1815年开始创设的法兰西学院汉学教席，第一任教席为雷慕莎，不过雷氏的研究重心偏于道教及文学，对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是一知半解。他的学生儒莲和后来接连继任的沙畹、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等在汉学研究上都各有建树，使法国曾经一度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重镇。

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汉学研究的重点在道教、佛学、敦煌学、科技史和考古学等领域，而儒学研究方面，谢和耐是法兰西学院汉学教席，著有《事之理：王船山哲学评论》一书，是儒学研究方面的力作。汪德迈在任教高等实验研究院时，则开设了儒家思想课程，著有《王道》一书，认为儒学人文主义是商周王道之顶峰。程艾蓝是现任法兰西学院汉学教席之一，她与她的学生开始注重儒学研究。

儒学研究在法国，宋明理学颇受关注。1995年华澜的博士论文《邵雍：诗人及宇宙论者》该书收入《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论文丛刊》。1996年，费颺的博士论文《从〈正蒙〉看张载之自然与道德观》，2004年，王论跃的博士论文：《王廷相之思想：对新儒学之省察》，则是首次将这位承接张载而影响王船山的明代理学家介绍到西方。他的研究重点，是透过对王廷相的生平与思想，探讨他作品中有关现象界及人性的深层意义。

法国汉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当代新儒家的研究。其一，他们将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牟宗三的著作介绍到法国，2000年于莲主编的《葛兰言学院丛书》出版了罗慎仪翻译，汪德迈修订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2003年，卡梅纳洛维奇和柏斯拓合译的《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其二，他们关注对当代新儒家思潮的整体研究。杜瑞乐是研究当代新儒学的名家，1994年他在Esprit (《精神》) 上发表《从哲学在中国到哲学中的中国》的文章,而后又撰写了《儒家经验与哲学话语--对当代新儒学诸疑难的反思》、《对智的直觉与当代儒家哲学的疑问》、《当代新儒家思想中的宗教命运》。毕傲塞是研究当代新儒的另一代表人物，他在《神州展望》上，发表了与杜瑞乐合撰的《当代儒学发展之一：教化--复兴儒学为以教育工程》、《当代儒学发展之二：安身立命或儒学之宗教向度》。

法国汉学界在当代新儒家学研究中又特别重重视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研究，于莲1983年，《远东远西》第三期上发表了《中国与西方之自然界之概念-根据唐君毅之诠释》，狄梅傲论文《"天命之谓性"--根据牟宗三的诠释》，汪德迈于1996年就有《熊十力之新唯识论-现代儒家学者对佛学之新视野》一文，这是法国研究熊十力思想最早的文章。程艾蓝指导的博士生陶云飞也以熊十力为对象，题目是《认知与实践：研究熊十力哲学思想中之直觉问题》。牟宗三研究一直是欧洲学术界比较关注的对象， 2004年，于莲的学生毕遨塞完成了法国人撰写的第一篇研究牟先生的论文《"智的直觉"在牟宗三哲学中之角色》。他陆续发表了《牟宗三哲学之主体》；《牟宗三，海德格与实践理性的问题》；《论牟宗三对海德格的康德诠释的质疑》。

法国有着悠久的汉学研究传统，然而，法国的汉学研究似乎走过了由重思想到重考据，近期又回到思想的过程。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们的研究孔夫子，翻译四书，研究五经不是因为孔夫子、四书五经是历史陈迹，发思古悠情，而是为寻找对治欧洲问题的参照系，晚清以来，法国汉学界对道教、科技史、敦煌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近三十年来，法国汉学界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儒家的思想领域尤其是当代新儒家领域。

儒学研究在德国。德国儒学研究主要集中的德国大学相关系科里，德国波鸿大学东亚学院、慕尼黑大学汉学系、莱比锡大学汉学系、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波恩大学汉学系、卡尔斯鲁厄科技大学哲学系和科隆大学哲学系等都有与儒学相关的研究人员。在这些东亚系、哲学系、汉学系里荟萃着一批儒学研究的名家，如罗哲海、欧阳博、叶翰、苏费翔、王霄冰、保罗、贝克曼、杜伦等等，德国学者的儒学研究从先秦到当代，从哲学到政治，从中西比较到古今比较等等都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如罗哲海的《轴心时代的中国伦理学--向后习俗思想突破这一视角下的重构》被译为英文与中文，欧阳博的《哲学王和圣王--伯拉图和宋明理学政治理论中统治者的理想》，苏费翔的《从今古文之争到朱熹--钱穆学术的发展》、保罗的《儒家看问题的角度》、杜伦的《全球化视角下的儒家现代性转型》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儒学研究比较重要的著作。

作者: 黎民 时间: 2016-1-17 13:42
在德国，与儒学研究有关的民间学术团体有德中协会和国际跨文化哲学学会，令人欣慰的德国有专门的儒学研究民间团体即德国儒学会。该会成立于2009年，会长是杜伦博士，副会长是苏费翔教授。德国儒学与国际儒学联合会以及中国、美国的儒学研究者保持密切联系。德国儒学学会的宗旨是"推动儒学的研究，促进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以及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学会成立以来，在杜伦会长的领导下，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如组织儒学的学术讨论会。2009年11月，德国儒学学会与德国慕尼黑大学一起举办了一个工作坊，讨论儒学研究的新动向。2011年起，德国儒学学会每次开年会期间，都组织小型的报告及讨论会，给儒学不是其研究专业的会员以机会，深入学习儒家文献，并相互交流。学会向大众举办儒学报告会，2010年2月，德国儒学学会与设立于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的鲁尔都市孔子学院共同组织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李明辉教授的报告会。儒学会成员还到德国的其他机构讲解儒家思想，比如市民大学、中学、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和柏林文化外交研究所。学会组织读书会。目前，学会在慕尼黑和杜伊斯堡两个地方组织的读书会活动开展得最好，这两个地方的读书会都读《论语》。

德国儒学发展呈现出良好的状态，在德国儒学已经不完全是学术殿堂里的学术，已经开始向市民、向社会进行扩散，德国儒学会的读书会、报告会等都是很值得称道的事情。也许这些活动在儒学发源地的中国，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西方世界里，可能预示着儒学在西方生长机缘的到来。

儒学在北美。四川外国语学院张涛教授在美国的宾夕尼亚大学图书馆偶然翻到1743年的《纽约周报》，这个小报头版竟然是《孔子的道德》的文章，这可能是美国人研究、关注儒学之始。孔子在美国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孔子的形象与《旧约》里的摩西、雅典的梭伦一起被镌刻在美国联邦政府最高法院的外墙上，孔子被美国最高法院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立法者"，而且美国媒体经常借孔子话批评美国的政界要人。孔子的教诲是美国人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近几年，孔子学院在美国不少大学成立，助长了美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孔子像也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地安家落户。美国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儒学研究一直为全世界所关注。

北美地区有很多学术机构和学者在研究儒学或推动儒学发展，譬如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南缅因大学哲学系、马萨诸塞大学卢维尔分校、俄克拉大学哲学系、南大加州大学、维斯里安大学、维斯里安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美苏里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巴佛罗分校、华盛顿大学哲学系、美国东方-西方研究中心、加拿大布鲁克大学哲学系等等，这些研究机构都有学者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儒学研究的学者。在北美地区的美国和加拿大，有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期刊，《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道：比较哲学杂志》（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中国哲学前沿》（Front Philos China）、《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等杂志，这些杂志虽然不是儒学的专业性期刊，但发表了大量儒学研究的论文。在美国地区儒学研究人才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里荟萃着一大批世界知名的儒学研究专家，余英时、成中英、杜维明、安乐哲、狄百瑞、白诗朗、凯瑟琳o希金、约瑟夫o格瑞治、埃里克o内尔森、埃米o奥尔伯丁、哈罗德o詹姆斯、艾文贺、田史丹、唐力权、陈启云、陈荣灼、安靖如、李晨阳、余纪元、黄勇、倪培民等等，他们有的是美国本土学者，也有的是华人。在北美地区是世界经济、文化、科技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吸引世界各地优秀人才荟萃到这里，因而在北美地区儒学研究人才可谓代不乏人。

就2011年北美儒学研究的成果看，这一地区的儒学研究集中在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学及儒学与当代社会等问题上。在先秦儒学研究中，孔子、孟子、荀子是重点，而孔子又是重中之重，《易经》研究、《论语》研究也一直为美国学者所关注。在宋明理学研究中，朱熹、王阳明一直是北美学人关注的重点，2011年有的学者开始关注李贽。当代新儒学研究中，牟宗三、唐君毅则是北美学者研究的重点。北美地区的儒学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特别关注"德性伦理"，德性一词美国儒学研究的关键之一。南大加州大学爱德华·斯林格伦德在《情境主义的批判与早期儒家德性伦理》，曼荷莲女子学院哲学系哈罗德 ·詹姆斯（Harold, James.）也就荀子的德性伦理展开讨论。在《异化问题是荀子的德性伦理的敏感问题吗？》等文章；二是北美地区的儒学研究者有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其研究成果往往指向一个特定问题之解决，如果认为美国人的人文学术研究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没有任何学术之外的目的，那一定是大错特错的了。如果说中国人是实用理性话，那么可以说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注重人文研究的实用性。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旧金山州立大学哲学系田史丹的《儒家伦理中的同情心和换位思考》，维思里安大学哲学系安靖如的《一个富有成效的对话：当代道德教育与朱熹的理学》，丹尼森大学巴雷基南的《理学中的修身》，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学系杜楚森《儒家思想和东亚政治民主化》，佐治亚学院和州立大学王怀聿的《透过错综复杂的义的路径的虔诚和个性--通过<论语>13.18探索儒家道德的艺术的自由裁量权》等等，通过这些标题，人们就不能发现其鲜明实现指向意义。

北美儒学可能是东亚以外，儒学新的生长点。根据美国宾夕尼亚库兹敦大学哲学系黄勇教授的介绍，最近一二十年，中国哲学在美国的地位有显著上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美国哲学学会年会上，至少有六七个分会场是讨论中国哲学的，除了西方哲学，这些讨论是最多的，印度、阿拉伯哲学都无法与此相比。其次，有关中国哲学的出版物非常丰富。有些哲学导论的教材现在也开始引入中国哲学和其他非西方哲学内容。英语世界的出版社最近都在出版Companion（伴读）的丛书，其中每一本都集中在一位哲学家和一部哲学经典，并且反映最前沿研究成果。这些丛书以往几乎只限于西方哲学，现在情况变化了，施普林格出版社编一套专门关于中国哲学的Companion丛书，涉及先秦儒家、宋明理学、佛道思想等等，还将推出比较专门的书，如《论语》、《孟子》等等。他们愿意完成这一比较庞大的出版计划，说明他们认识到了中国哲学的重要。第三，在美国的很多非研究性大学里，越来越多的哲学系开始聘请能够教中国哲学的老师了。当然中国哲学不全是儒学，美国学术界开始重视中国哲学并不意味只重视儒学，但儒学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内容。在美国大学中的历史系、东亚系、宗教系等相关系科也有从事儒学研究的人员，儒学研究并不远全局限于哲学一科。北美地区之所以会成为东亚以外儒学新生长点，还因为这一地区儒学学术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2006年起，哥伦比亚大学新儒学讨论班，主要讨论宋明理明，夏威大学有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有安乐哲、成中英教授长期致力于名家硕儒的长期经营，从某种意义上，继"波斯顿儒学"之后，"夏威夷儒学"已经开始萌生。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教授与中国大陆尼山圣源书源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培养中美儒学师资班，夏威夷大学美中儒学研究中心也行将持牌。在不久的将，儒学在美国不会再是陌生的思想学说，而是人们经常谈论的对象。

五、对国际儒学发展的望望与期待

30多年来，是中国经济发展快速成长的三十年，也是儒学快速发展的三十年。三十年在儒学研究领域最大的成就在于扭转了五四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对孔子、对儒学的习惯性看法。不少人甚至是不少学者由对儒学情绪激愤到客观、平实、理性地对待，由客观理性地对待到对儒学传承、发展、弘扬的担当，对《三字经》、《弟子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由批判的材料转而为提升国民素质、道德人文修养的宝典，这种观念的变化是何止霄壤！

经过30多年的儒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表明：儒学已经不再"花果漂零"，成为"世之显学"；儒学也已不再是无体而附的"游魂"，而是"人民灵魂"，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儒学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如果现在宣布儒学已经复兴尚为之过早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儒学正在走向复兴的道路则是不争事实。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僵化的研究方法的支配，中国大陆儒学研究水平与港台、国际儒学研究水平的确存在一定的距离，在学术交流中可谓是各说自话。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中国向国外学习的30多年，儒学研究领域同样存在向国外甚至向港台学习的问题。现在当然不能说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水平已经代表国际儒学研究的顶级水平了，但已经结束了那种各说自话局面，实现与国际儒学研究的接轨，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正越越受到国际儒学界的尊重，其研究成果也常常被国外汉学界所称引。

国际儒学发展的总体趋势越来越明朗，东亚、北美、欧洲三大中心，东南亚地区将是儒学通过孔教、儒教、一贯道等等形式，将会成为儒学传播最快的区域。中国大陆将是儒学研究、儒学发展、儒学传播最为活跃的区域。

国际儒学发展总体趋向告诉我们，中国大陆必将成为世界研究最重要的中心。这里具备了成为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发展中心、传播与普及中心的条件。中国大陆是儒学机构最多、研究人员最多、研究民间团体最多、出版儒学研究论著最多的地方。中国大陆高校有20家名之曰儒学研究院、孔子研究院、国学院、人文宗教研究的学术实体性机构，有《国际儒学研究》、《孔子研究》、《儒风大家》、《儒学天地》、《文史哲》、《中国哲学史》、《周易研究》、《民俗研究》、《管子学刊》、《船山学报》等直接以儒学命名或与儒学研究相关专业期刊，而可以发表儒学研究学术论文的期刊、学报数百种。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中国大陆是儒学研究、普及学会、研究会最多的地区，从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等顶级学会外，不少省、市乃至县级市都有儒学研究与儒学相关的学会、研究会，这种现象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大陆一定会成为中华文化研究、发展、普及的领航者，会成为国际儒学发展最旺盛的区域。

我们期盼政府及社会力量加大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扶持力度，积极拓展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渠道、方式。我们理解中华文化走出去，首先是中华文化的思想、价值观走出去，只有让国际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思考问题的方式，国际社会才会对中国的崛起不再心存疑虑。我们在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和而不同"、"和为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天下一家"、"天下为公"、"民胞物与"等观念传遍天下。让世界发解中华民族博大的胸怀和高远的思想境界。

我们建议政府在支持"孔子学院"建设，也要注重国际友好人士尤其是对儒家学说表示认同的人士资金扶持，像德国儒学会、夏威夷大学的美中儒学研究中心、美国哥伦比亚新儒学讨论班等等，借国外人士的口传达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理想和追求，可能比我们外宣更方便。

我们建议在儒学、儒教、孔教等是学问，还是宗教的问题上，对中国大陆与海外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即对中国大陆可以多讲儒家的学理，而对海外华人世界一定要承认儒教是宗教、孔教是宗教等，以维护他们的精神信仰。这种精神信仰是维护海华民族特色、文化上与中国沟通的重要方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与地区因孔教或儒教不能作为宗教得到国家合法性地位而发生悲剧尽量避免，最起码不为国际上仇华、排华政府提供口实。

当前儒学发展面对的最大问题还是儒学的普及、落实问题。儒学不能只活在学者的著作与论文里，而是应当活在大众的生活方式中；不应只是媒体炒作的对象，更应是媒体道德自律的重要保障。学术化、精英化儒学离民众生活太远，民众的生活需要儒学，我们建议，在国家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同时关注中华文化落下来，真正让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认识中华文化，践行中华文化优秀的价值观。

当然，我们对儒学发展不能陶醉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中，更何况目前儒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令人堪忧的现象，如有的人对儒教作了过分政治化解读，有的学者地方的儿童读经出现燥热现象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如何保证儒学研究、普及的可持发展？如何促进儒学研究与发展的健康、有序有进行？我们主张既可以让学者大胆试验，但不能狂热躁进。实现儒学研究和普及的真正繁荣，让儒学能真正成为"人民灵魂"，民族的"精神家园"。

作者: 黎民 时间: 2016-1-17 13:57
【中华论坛】高度重视儒家思想的世界现代化国家典范——新加坡
新加坡优美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和较高的社会道德水准，无不为大家所称道。这个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国家虽然国小民寡，但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方面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已迅速迈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新加坡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文化、伦理道德层面分析，主要与新加坡领导人将儒家基本价值观上升为国家意识，并与政府卓有成效地推广运用在公民德育教育中是分不开的。
(一)《儒家伦理》被设为学校德育教育的一门必修课程
      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成教材并在学校里正式开设《儒家伦理》课的国家。1979年，新加坡开始策划教育改革，提出了道德教育改革方案。1982年，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提出在中学增设儒家伦理的建议。新加坡政府根据这个建议，与同年宣布自1984年起在中学三、四年级的德育教育必修课中增设《儒家伦理》课程，并把“仁、智、勇、义、礼、信”确定为中学《儒家伦理》课的重要内容。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儒家伦理的价值观念，成为既有远大理想又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社会有用之才。1983年1月，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成立。同年3月，教育部又成立了“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编写供中学使用的《儒家伦理课本》以及相关辅助读本。1985年，儒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相继产生，带动了不少学者对儒家伦理的热烈探讨，使儒家伦理教育运动从学校走向社会，从政府走向民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加坡虽然停开了儒家伦理课，但随后进行的公民道德教育仍然吸收了大量儒家伦理的精华，儒家思想在新加坡新一代的公民道德教育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

(二)儒家伦理中的“八德”被作为新加坡人的行为准则

为提升新加坡人的精神品格，李光耀把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视为儒学思想的核心，提倡把这八个字作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为准则和社会道德标准。“忠”，就是要忠于国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例如，为了强调“国家利益第一”，新加坡政府实施国民服兵役制，凡年满18岁的男性青年，都要应征入伍，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军事训练，培养誓死报国的意志和守纪律、守秩序、肯吃苦的品质。“孝”，就是要孝顺长辈，尊老敬贤。李光耀特别强调，家庭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按照儒家的传统，保持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不提倡夫妻随便离婚，重婚者判重刑。“仁爱”，就是要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尊重关心他人。李光耀曾号召新加坡人都要做一个“仁人君子”，与儒家强调个人的修为以期能达到君子的境界不谋而合。“礼义”，就是待人接物要以礼相待，坦诚守信。李光耀强调，礼貌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文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廉”，就是要秉公守法、清正廉洁；“耻”，就是要有羞耻之心，分清是非荣辱。李光耀认为，一个国家兴盛的关键是要有一个为人民所尊敬的廉洁政府，为官者若有廉耻之心，则必能产生廉洁的效果。经过改造充实后的“八德”，不仅内容具体，而且体现了新加坡的国情，实现了儒家思想的本土化。

(三)儒家伦理成为“共同价值观”的核心源泉

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正式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新加坡共同价值观体系的核心精神是儒家伦理。儒家所倡导的以整体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修养模式，以及“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构成了共同价值观的核心精神。

(四)儒家伦理教育不断社会生活化

   新加坡政府为推广儒家伦理还在社会上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民道德教育活动，每年开展的全国性活动约有20个，其中多数是以儒家伦理作为理论依据的。如影响较大的有礼貌月活动。为把新加坡建成“人人谈吐优雅、举止彬彬有礼、态度温和谦逊的礼仪之邦”，政府将每年的7月定为全国文明礼貌月，对全体国民进行“礼”的教育，要求各行各业都要为员工开设礼貌训练课程，并把礼貌运动的重点放在学校，使广大青少年普遍受到礼的教育。该项活动自1979年开展以来，年年举行，从未间断。长期而深入的礼貌运动使新加坡人的精神风貌和道德面貌大为改观，社会文明程度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新加坡政府在对公民进行“富而好礼”教育的同时，还依据儒家“俭以养德”思想在全社会开展了“富而节俭”的教育，政府鼓励人们多储蓄，并在中小学校年年举行储蓄比赛，以培养孩子们节俭的好习惯。除此之外，新加坡还非常注意营造具有儒家色彩的社会教育氛围，如全国40多个地铁站的月台上和16条地下隧道里，都张贴印有孔子语录的广告；在公园内塑造孔子像以供人瞻仰等。这表明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教育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时时处处对人们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学在二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反映了中国各族人民辛勤劳动所创造的丰硕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反映了历史上中外文化的相互渗透，特别是儒学注重道德修养和高尚行为规范的培养，在今天仍然有积极的意义。新加坡在大力推行儒家伦理教育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为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将其运用于当前的德育教育中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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